9月4日，印尼籍前女佣巴蒂上诉得直，原被指控偷窃雇主樟宜机场集团主席廖文良的5万元财物，不仅改判无罪，廖文良父子反成众矢之的，在判决结果出炉不到一周，廖文良便卸下集团与其他公共服务和商界相关职务。
然而，正义的到来往往是来之不易的，到底巴蒂如何被指控，并经怎样的调查和司法程序。四年来的心酸也一一为你揭开。
事情要从2016年说起，当时仍任职凯德集团（CapitaLand）创始总裁的廖文良控诉，家中遭印尼籍女佣巴蒂盗窃，偷走了约5万元的财物包括，名牌包、手表等。
廖家人指多年来陆续发现家中物品不见，怀疑女佣将其偷走。在10月28日，当新女佣到廖家工作后，他们决定当天辞退巴蒂。
当时廖文良身在国外，廖文良太太和儿子廖启龙在场。廖启龙指责家里一些东西不见，家里只有廖氏夫妇，以及女佣巴蒂。
巴蒂要求箱子，廖家人限她两到三个小时的时间收拾行李。她在廖家其他员工的帮助下打包物件，廖家也同意会帮忙寄箱子到巴蒂家乡，后者也在中介陪同下离开廖家，当晚离开狮城返印尼。
廖启龙后来告诉妻子林美恩（Heather Lim）辞退巴蒂一事，但林美恩则提醒，在不知箱子里东西前，别寄出去。
较后，廖文良夫妇打开箱子检查，声称发现他们多年来遗失的物品，其中包括家人许多珍贵的，有纪念价值的物品。廖文良称为了不让其他雇主也遭受一样的经历，于是他们将其拍照录像并报警处理。
巴蒂被辞退后先回国，为了能够找到新工作，巴蒂只能返新寻找中介，希望能够找到新的工作，却在2016年12月2日，抵达樟宜机场时被捕，并被控四项偷窃罪和一项触犯杂项（公共秩序和滋扰）法令的罪状。
对此，巴蒂坚决否认指控，也展开了长达四年的司法程序。
为何要“诬陷”巴蒂？
根据廖文良的供词，巴蒂疑似长期有偷窃的习惯，并因陆续出现家中物品不见的情况，家中也只有廖文良、妻子以及女佣，如果东西不是他和妻子偷的，女佣嫌疑最大，因此将其辞退。然而，巴蒂却否认一切指控，并强调是廖文良父子诬陷，指廖文良父子此举是为了阻止她向人力部投诉。
那为何巴蒂需要向人力部投诉？原来巴蒂早在2007年开始在廖文良家中工作，期间不仅需照顾一家人起居饮食，还需负责廖文良儿子廖启龙（ Karl Liew）与儿媳林美恩（Heather Lim）的家中和办公室打扫。
在巴蒂得知自己被辞退后，巴蒂扬言要向人力部告发，据法官陈成安表示，不排除廖文良在得知巴蒂要报警后“先发制人”，制止巴蒂通报人力部。巴蒂是在2017年8月，向人力部通报。
事实上，巴蒂被辞退送回印尼后，廖家父子才向警方报案，而且警方也未立即前往正式搜索调查，却在报案后隔天出逮捕令。
巴蒂在被控期间获得非政府组织“情义之家”（Humanitarian Organisation For Migration Economics，简称HOME）的帮助，获保释候审。
遗失的物品，以及为何物品会遗失？
根据廖文良控诉，廖文良一家共遗失了价值2万元的Gerald Genta名表、两只共价值2千056元的iPhone4S 、价值150元一件的男性衣物，共120件、价值500元的被单、三张共值100元的床单、150元的DVD播放机、共值300元的厨房用品、250元的Gucci钱包、250元 Braun Buffel钱包、50元的Helix手表、1千元的Prada包包、2个200元的LongChamp包包、75元的Swatch手表、共值775元的珠宝首饰、250元的Gucci太阳眼镜。
然而，对于巴蒂而言，有些物品已出现损坏，或是雇主想要弃置，因此在征得雇主同意后，才将她收起来，并不如雇主所言，是偷窃的行为。两者口供出现矛盾。
由于箱子内的物品看起来更像“日常用品，因此警方并未扣押其物品，而且廖家声称这些物品属于他们，警方只有拍摄照片交差，这也间接导致后续辩方律师取证困难，让案情陷入胶着。
语言不通造成审讯困难
巴蒂在被提控后，也陆续进入司法程序，于2016年12月3日及4日，以及隔年5月29日录口供。但巴蒂说着印尼语，据巴蒂表示，当时现场并未提供翻译，仅一名调查人员协助将问题翻译成马来文。
而要知道马来文虽与印尼语异曲同工，但之间仍存在差异。巴蒂也在法庭上控诉，没有提供翻译人员，让她只能以马来语表达，此举使她非常不舒服。
经过一系列的审讯后，地方法官认为两者主仆关系多年，没有理由诬陷巴蒂，于2019年3月25日，被地方法官判处26个月监禁。该判刑结果还是辩方律师阿尼尔据理力争赢得，原本控方最初要求判处三年监禁。
阿尼尔辩称，由于时间不足，他无法为所有的物证提供证据证明巴蒂无罪，因此三年的判刑对于巴蒂而言是不公平的。
此外，警方由于未扣押物品，使得辩方律师在取证过程相当困难。代表律师阿尼尔（Anil Balchandani）曾接受客工组织情义之家的访问表示，该案件困难重重，尤其是没有强而有力的照片能够证明巴蒂的无辜。
他忆述，在审讯第一天才收到相关偷窃物品的照片和视频等证据，共达144件物品，需要抽丝剥茧，每张照片需要放大镜细看，也需要从不同角度分析视频。
案件峰回路转
2020年，巴蒂向高庭申请，对负责监控此案的两名副检察官展开纪律聆讯，调查他们的专业行为是否不当，并申请上诉。与此同时，将巴蒂向人力部的申诉也一并入禀法庭。
事情也发生峰回路转，高庭法官陈成安经过审讯后，推翻了巴蒂先前的判决，并称巴蒂的判决“存在不正当的动机“，对巴蒂是不安全的，而且控方也无法合理排除怀疑。
法官宣判时表示，有理由相信廖文良在得知女佣欲通报人力部后，先发制人，突然终止她的合约并不给予足够的时间收拾行李，此举疑似故意阻止她向人力部投诉。
加上控方无法证明廖文良两天内向警方通报的动机，当时巴蒂已扬言要通报人力部，选择在此“敏感时间“内报警，相当可疑。
与此同时，法官也发现警方或控方未能妥善处理证物或证人供词，让巴蒂无法证明自己无罪。其中包括失窃物品估价的方式、廖文良家人证词的可信度等。
法官也说：“当芭蒂表示要投诉后，廖文良随即报警以确保她不会再回来本地。”
种种原因，法官最终宣判巴蒂上诉得直，改判她无罪，巴蒂最终迎来最后的胜利。
政府机关在处理时是否存在过失？
巴蒂案中牵扯甚大，其中包括总检察署、人力部及警方等重要的机关单位。巴蒂上诉得直后，也引发各界的舆论，三机关单位也在9月6日分别发出文告。
总检察署发表声明，称是按照一贯程序来调查失窃案，并澄清总检察署人员并未与廖文良有任何私交。
至于高庭法官判词提出了疑点，总检察署会针对廖文良此案进一步调查，总检察署也会研究判词，以决定是否要采取行动。
而人力部也发出声明，称巴蒂在2017年10月，向人力部申诉，她被非法调派到廖文良儿子住家和办公室工作。根据规定，除了工作准证列明的住宅地址，雇主是不能非法调派女佣到其他地点工作的。
吊诡的是，根据人力部文告，该部在2018年5月完成调查，仅“警告”（issued a caution）廖文良妻子，和劝诫廖的儿子廖启龙。人力部还宣称，发出上述警告也符合相似个案的做法。
警方表示，高庭针对警方的调查工作提出一些观察，警方目前正在关注此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