犹记得今年初，工人党党魁毕丹星在国会询问，从2015至2018年，新加坡公民和永久居民就业率的对比。他也提及通常政府把“本地人”都涵括公民和永久居民。
对此，贸工部长陈振声直言：“我可以给你数据，但这么问背后意义又是什么？”
如今他应该知道其意义所在，有关不公平雇佣现象，和外国人在部分企业中占据优势的争议愈发增加，甚至连全国职工总会的秘书长黄志明也已警觉而现身表态，指政府需要缩紧就业准证（Employment Pass）政策。
讽刺的是，陈振声和黄志明都不曾与任何外国人竞争过任何工作，他们在军旅稳健建功勋，但他们是否能够感同身受，经历新加坡劳工的担忧和恐惧，而且这些焦虑长期笼罩着工友们的生活？
陈振声也在表示，必须为新加坡疫情后的发展规划新的方向。但除了帮助企业适应以外，我们也必须直面体制的问题，包括是否还要继续委派前将领们，打理国家经济？这么做仍凑效，或已不合时宜？
是什么让前将领自居国家领导职务？
为何部队俨然成了未来国家高级领导的重大培育平台？这是需要重新思考并彻底进行改革。
不少人民行动党的成员都有军旅背景，其中包括政务部长陈国明和严晓芳，还有精英阶层的高级政治官员，均未面对过与外籍人士的就业竞争。
除了内阁以外，数十年来，这些将领们一直渗透到人民的生活中，包括人民协会、全国职工总会、行政机构甚至是淡马锡控股等相关组织。
其中一个典型的例子即为前将军伍逸松，在他从部队退役后，加入淡马锡控股，随后还成为东方海皇（Neptune Orient Lines）的首席执行官。
据报道，东方海皇航运在他的管理下损失了15亿美元，随后被转卖。随后，他空降成为新加坡报业控股的首席执行官。
新加坡报业控股如今正苦苦挣扎，已经历几轮裁员风波。尽管经过几轮裁员风波后，伍逸松的工作仍无所动摇，因为在这个国家，将军不会有做错事的机会。
经过这么多前将领的领导，我们都清楚了解，他们都是“从同一块布上剪下来的”，所以我们只能一直生活在潜藏着顺从和集体思想的风险。因此，当部长谈到要为冠病19后续的未来作出准备，当务之急应该要先摒弃旧有模式，在思考和问题解决上采取分歧意见。
事实上，这样的“习俗”可从总理李显龙看见，因为他也是一名前将军。他甚至在2017年与工会领袖举行的讨论会上，告诉新加坡人要去“偷走别人的午餐”。问题是，这些年他是否一直允许别人在“偷新加坡人的午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