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11日），国务资政兼国家安全统筹部长张志贤，发表“冠病后时代保障新加坡未来”演说。对于国际局势，他认为冠病扰乱国际体系，中美竞争加剧、全球供应链中断。但他认为，各国不应因冠病渐行渐远；需要新的国际协议，逐步恢复跨境交流、往来，各国需维持合作与贸易关系。
但前进党秘书长梁文辉点评，除了我们的国内政策外，我们的外交政策也朝着错误的方向发展。
他指出，作为全球化超级推动者，我们政府实施很多异常政策。当其他国家因工业转移而蒙受失业，我们仍邀请外国人来接管我们的工作。
当其他国家正考虑如何对全球性资本征税的时候，我们却削减了税收（个人税，遗产税，利息收入免税等）还张开双臂吸引资本。这些政策都严重破坏了我们的社会经济结构和职业道德。
全球化“已消亡”
梁文辉认为，外交部门必须意识到，从苏联解体到现在的原始形式的全球化已经“死亡”。 还在维护全球化体系，终将徒劳无功。
全球化造成的社会和经济破坏至少需要一代人才能解决。关键的一环是对以牺牲国内就业为代价，在全球范围内自由流动获取暴利的全球性资本征税。这不会很快实现，因为国际金融家们的游说势力太大了。
也许外交部应该告诉世界，我们理解当前反全球化浪潮，并且提出有助纠正全球化问题的想法。
“我们还应该再迈出一步，摆脱我们的新重商主义国家形象 － 这是一个只关心贸易并从中牟利的国家。利润（黄金，贸易盈余或外汇储备）的积累是最终动机。亚当·史密斯（Adam Smith）写了一本书《国富论》，反对重商主义，并将生产力确立为经济结构的中心。史密斯说，国家的真正财富不是贸易盈余或储备，而是国家的生产能力（因此可以推论，坚强公民的技能和生产力才是国家真正的财富）。”
一个生产力国将与其他国家进行贸易，并通过提供实际的商品和服务与邻国和世界建立互惠互利的关系。在我们的外交关系中，我们应该将自己定位为一个生产力国家，并加强与我们两个最重要邻国– 马国和印尼的关系。
我们应该将我们丰富的资本优势和潜在有进取的国民优势扩展到外部。但这必须由私营部门完成，而不是由政府领导。当然，我们首先需要增强我们的本地公司和行业。接下来三位部长的演讲后，我们在这里会进一步讨论。
当我们将自己确立为一个生产力国家，我们就可以朝着中立的外交政策迈进，而我们不再需要在美中这两个争夺霸权的巨人之间选边站。这将给我们更大的生存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