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状病毒19病例暴增，使客工议题备受关注。本文的目是要探讨我国是如何造成这样的一个局面：大量的低薪工人生活在与新加坡人完全不同的世界中，尽管他们实实在在地生存在我们群体当中。客工大规模涌入背后的经济考量到底是什么？
官委议员特斯拉副教授最近在新加坡大学政策研究所的论坛上指出，新加坡对此客工的依赖，从1970年代占新加坡总劳动力的约7巴仙增加至今天的约38巴仙。目前，这些客工中有72.4巴仙持有工作准证（WP），而14巴仙持有特别准证（SP）。从数字上看，客工人数从五十多年前的6万人增长到如今惊人的147万。其中大部分约123万人持有WP和SP（资料来源：新加坡人力部和美国移民政策研究所）。
持有 WP 和 SP 的工人是我国劳动力 中工资较低的一群。目前他们的人数如此之多，以至于他们几乎出现在我们社会的每个空间。2008年，已故的李光耀先生表示，他认为他自己政党的 “拥有650万人口计划”不可行。 该计划主要是通过移民来推动经济增长。已故李先生说：“以我们拥有的土地来说，应该有一个最理想的人口数量，以保持生活空间的平衡与舒适感。” 除了分享我们的社会空间，大量低薪客工的存在也压低了新加坡技术水平较低的工人的工资。这进一步造成了受益于我国经济增长的一群人与另一群实际工资停滞或甚至在过去20年相比下减少的人之间很大的分歧。
与其他发达国家相比，我们有这么多客工，他们的工资和生产力都偏低。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我国面临今天这样的处境？
痴迷经济增长
我相信，是从第一代领导人手中接棒以来，对经济增长着魔似的固执所造成的。经济增长是好的，但我们还需要研究增长是如何产生的，增长是否是可持续而且是优质的，以及经济增长的益处如何分配到整个社会中。从独立到1990年代，我国快速的发展得到许多国家和经济学家的赞许并以新加坡为发展的模式。其中持相反观点的包括著名的经济学教授 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
对于他来说，新加坡经济奇迹的是靠劳力而不是靠创造力取得。新加坡的经济增长是来自 其能成功地动员人口参与劳动，劳动人口占总人口的百分比从1966年的27巴仙跃升至1990年的51巴仙。克鲁格曼教授警告说，新加坡的劳动力参与率已经如此之高，不可能再进一步提高了。这种“靠汗水”的经济增长模式是有其局限性的。如果我国无法通过提高生产率，提高效率和创新，那未来的经济增长就只能通过不断增加外来劳动力来实现。
自1968年开始，执政党就一直绝对或近乎绝对的垄断国会到1990年代。国家领导棒子于1990年传给第二任总理吴作栋。在1991年的大选中，反对党前所未有地取得四个国会议席。对于一个不能容忍任何损失或面对有实力竞争对手挑战的政党而言，这是一件非常严重的大事件。吴先生在1984年承诺新加坡将在1999年达到瑞士1984年的生活水平（按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计算）。成功与否，取决于提高国内生产总值（GDP）。
已故吴庆瑞博士是新加坡首二十年的经济建筑师。从1970年代一直到1984年退休，在这期间他一直警告以大量外国工人和外国直接投资来提高国内生产总值的危险性。前新加坡政府投资公司(GIC)首席经济师杨南强曾经在吴庆瑞博士的领导下工作。在2017年的“新加坡未来”（FOSG）对话会中，杨南强透露吴博士会责骂对那些胆敢向他建议通过增加移民来发展经济的人。吴博士认为，毫无节制地取得廉价劳动力将是对迫切需求的提升和创新形成阻碍。
第一代的领导人似乎非常清楚意识到廉价外来劳动力大量涌入和人口过多的危险。然而，下一代领导人却认为必须尽快取得经济增长。我相信他们是为了要保持对国会超多数控制的压力下，迫使通过持续经济增长来达到目的。
第一代领导人深知外来劳动力过多的危险
在1990年代，我国有大量的基础设施项目。为了配合这些项目，我国敞开了宽松的人力政策大门，引进客工。客工人数从1990年的31万1264人，增加到2000年的近80万人（在短短10年中增长了255巴仙！）。在2000年代中期，为了把握另一波经济发展热潮，新加坡又一轮大规模的引进客工。2009年的全球金融危机暂时停止，但在2010年，我国的国内生产总值惊人地增长了14.7巴仙，客工继续涌入。
2010年我国的客工人数达到130万。由于基础设施是经济活动的主要部分，建筑业的劳动力在这两个十年中增长非常迅速，从1996年的114,000人增加到2019年的30万人。有鉴于《新加坡商业评论》最近预测：从2019年到2028年，建筑业的产值年均增长率为3.3％巴仙，我国未来的客工人数可能会更高。
已故李光耀先生在2011年察觉到：“过去五年来，我们单靠进口劳动力实现了增长。现在，人们感到不舒服，外国人太多了。”他估计，我国可能需要五年的时间来减少对外国工人的需求。而近十年后，政府仍无法解决这一问题，而且客工人数还在继续增加。
这个简单的公式：“经济增长” 等于 “年度生产率增长” 加 “劳动力增长” 重现在 2013 年有关政府人口白皮书的辩论中。近年来新加坡的生产率一直都很不理想，在2011-2020十年期间几乎是持平的状态。在2019年，我国的生产率甚至下降了1.5巴仙。由于受到冠状病毒疫情的影响，和即将到来的经济衰退，到2020年可能会更糟。最近我们意识到建筑业的生产率偏低，并为此做进行了一些改进。
尽管如此，与发达经济体如：澳洲，日本，台湾和香港相比，我们仍然远远落在后头。例如，澳洲和日本的建筑业的生产率分别是新加坡的3.9倍和2.8倍。在其他着重依赖低薪客工的行业，例如餐饮业和零售业，我们的生产率大大落后于香港，一个像我们这样的城市国家经济体。
仅看GDP数字的问题在于其具有误导性。GDP可以分为三个部分：工资，利润和税收。新加坡现在是世界上人均GDP最高的国家之一。但在过去的几十年中，新加坡GDP的工资部份一直处于在略略高于40％的水平，远低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家50％左右的水平。甚至有些国家GDP的工资部分更高于此。
GDP的利润部份最终是属于公司股东的。新加坡政府拥有的公司在整体经济中所占的比例，失衡地高过其他发达国家。我们鼓励外国投资，利润最终将回流到外地。在冠状病毒爆发之前，滨海湾金沙酒店是世界上最赚钱的赌场。它每年的息税前利润（EBITA）约15亿美元。它完全由在美国上市的拉斯维加斯金沙集团拥有。
GDP衡量公务员表现
长久以来直到2011年，在部长天文数字般的薪金成为2011大选课题之前，GDP（国内生产总值）一直是用来衡量公务员表现的标准。GDP增长是计算政治职位薪金花红的其中一个重要的指标。随着全球金融危机结束后的迅速反弹，2010年部长的薪金花红高达8个月。他们的基本薪金在当时已经是特别高的了。当生产率偏低时，增加劳动力可以辅助GDP的增长。我们还应该研究GDP增长的质量，以及收入增长如何分配给中低收入群体。
我认为，过去三十年来通过大规模引进外国劳动力来辅助GDP的做法，掩盖了许多酝酿中的长期结构性问题。目前我们已经到了一个阶段：我国经济一直依赖不断增长的低工资低生产力工人来继续“繁荣”的模式，已经上瘾。我认为正是这种对GDP着魔似的固执，阻碍了我们做出大胆的决定，例如制定全国最低工资标准。
这是不可持续的。在同一个FOSG 对话会中，杨南强分享了政策研究所一份2014年的报告：仅仅1.7巴仙的劳动力年增长率就可以让新加坡2050年的人口达到1000万！2013年的政府人口白皮书中仅提出了到2030年我国人口可达到690万的情况。如果我们继续以这种速度发展，到2030年以后会出现怎么样的状况？这的确是挺吓人的，我们目前的外来劳动力正是以每年超过1巴仙的速度增长。
根据政策研究所的预测，在1000万人口中，将有330万客工，比目前增加235巴仙。这还不包括我们定期增加的新公民和永久居民。到时我们将如何管理住屋和社会空间？我们将如何应对日益增长的财富和收入差距？我们的新加坡认同将会是什么状况？
思考已故李光耀的“理想人口数量”
我们已经看到，当我们把我们的小都市国家搞到拥挤不堪时，像2013年小印度骚乱那样的事件就可能会发生，更不用说如果我们让客工人数爆增235巴仙！政府现在每年收取约30亿元的劳工税。这给雇主增加了可观的成本，并迫使他们将工人的工资保持在低水平。政府必须进行重大的结构性改革，让我们摆脱保罗·克鲁格曼在1990年所警告的那种“靠汗水”的经济增长模式。我们同时还必须思考已故李先生提的“一个最理想的人口数量”，是我们的岛国可以容纳的。我们必须寻求一个更加可持续，高质量和创新主导的经济增长模式。政府必须领导对长期严重依赖低薪工人的领域进行重大的结构性改革。
长期以来，我们的领导班子以最快（同时也是懒惰的）的方式寻求GDP增长，并且这种做法代代相传。尽管著名的领导人和经济学家警告过我们，这种方法将导致不可持续的人口增长，低收入者的工资被压制，巨大的差距引发相关的社会问题。我们现在都非常真实地感受到了负面影响。哪怕改革会造成多大的不适，现在是解决这一不断升级的问题的时候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