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廊跑跳、翻垃圾桶 居民追赶遭猴孙玩残

国立大学建筑系客座教授郑庆顺，分享一篇来自报业控股前执行长遗孀安妮（Anne W Holloway），两年前写给总理李显龙的信函。 信函中，安妮提及本身69岁，丈夫（Lyn Holloway）当年89岁，还患有阿兹海默症。尽管她赞扬总理承诺，新加坡需要为乐龄人士提供强有力社会支持、社会参与度以及建设医疗保健机制。 她直言，总理、部长、国会议员和公务员等获得可观薪资，也有一定福利，但对于60岁或65岁以上国民，他们似乎没意识到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她对比自己在海外待过的经验，认为新加坡对年长者所做的相对最少，“但我们却自称第一世界国家？每每颁布预算案时，就被告知要增加税收，或采用新的税收形式。” 她直言，尽管新加坡的繁荣可以透过新机场大楼、大型商场、昂贵的道路和汽车等展现，但政府花在年长者身上的开支却太少。  

前日，工人党秘书长暨阿裕尼集选区议员毕丹星，与副总理兼财政部长王瑞杰针对追加预算案交锋。毕丹星提及，反对党也同样是政府开支和储备的协同“监管者”，这是所有人都需要共同承担的。毕丹星强调无意在此时为难财政部和其团队，不过当政府在需动用储备推行政策时，需要自问“这些是否足够、太多？太少？” 对此王瑞杰在国会曾回应，鉴于国家安全和战略考量，政府不公开国家储备金的总额；也指收支条规是经过仔细敲定；提呈拨款法案都要向总统和总统顾问理事会报备和详加解释。而我国当前的制度也肯定比其他债台高筑的国家好很多，故此“劝勉”毕丹星我国还是必须谨慎行事。 毕丹星在昨日也少有地以中英双语在脸书发文，直言“对于任何当权者来说，透露详细信息极有可能引起更多公众质问的数据，从而令他们对于信息披露犹豫不决。这样的抉择的背后即有充足的理由，也可能有值得令人质疑的原因。” 毕丹星认为，过去几年，舆论有潜移默化的现象，尤其队国家储备金课题，已超越了封闭式政治体系那一套“不闻，不答”。 毕丹星在国会，曾以《商业时报》的一则报导，指出建议把国家储备金分成两部分：一部分用来做为赚取净收入回报的基础，这部分的数目可公布。其余的部分为安全起见当然可以保密。 “去年，我在国会向财政部长提出询问，我国的政府财政报表为什么无法供国人在网上查看（绝大部分公众并不知道在勿拉士峇沙路的李光前参考图书馆存有一份）。” “我当时得到的回答是：‘为了让公众简明易懂’，财政部摘选了相关资讯，发表在财政预算案有关的文件中。但财政部长也补充 ‘我们会继续检讨以及更新我们发布政府账目资讯的各种方式。’” 毕丹星指出，每一个市镇理事会和法定机构的财政报表，都能在网上找到。政府的财政报表同样地也应该在线上供人查看。财政报表列出国家各方面费用，如：德光岛填海工程的花费、为未来发展征用土地的费用、警察电眼监控系统的价格等等。 毕丹星认为，一个负责任的反对党，绝不是盲目顺从的——它必须在新加坡的国会制民主与治理之下扮演重要的角色。例如，询问负责投资和保护储备金的人们的收入，特别是当他们的薪金是从纳税者的税收而来时，在任何发展国家这并不稀奇，而方荣发先生也曾问过这个问题。“答案呢？却叫我们不必把焦点放在一、两个开销项目上。” 国家储备金被动用（或不被动用）的每一个当儿，所有议员与公众都必须了解并权衡当权的政府，不单单是一个行动党政府，所能够（或应该）给予国人的支持。 非执政党议员由于无法了解全面情况，唯有听取行动党或任何未来的政府所提供的资讯。我们能做得更好。就如开头引述的《商业时报》建议，我国肯定有许多可以进步的空间，不止是关于储备金的问题，而是涵盖更广的许多其他财务金融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