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人理想中的“善终”，是在家中有亲人陪伴周围时离去。但是根据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政策研究所于上周五（7月12日）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这种有尊严的善终愿望与现实仍有差距，且现有临终关怀服务仍有许多待改进的工作。
这份名为“善终：新加坡临终关怀政策”的报告引用了连氏基金会（Lien Foundation）2014年的报告，显示77巴仙国人希望能在家中善终，但是不到四分之一的人能做到。截至2017年，其中近七成人在医院、疗养院或慈善机构过世。
弥补现实与理想差距
该报告指出，希望政府重新审视这一问题，以弥补现实的差距。研究发起人指出，目前有超过20万的国人年龄在75岁以上，及他们成千上万的家庭成员，因此必须拉近人们对临终的情况与理想差距，尽管其中含有众多复杂因素。
该研究建议国人对死亡提出现实观点，多在临终前数天给予更好的生活素质，而不是寻找治愈绝症患者的方法，因为治疗可能已毫无意义。
研究也为如何改善我国的临终服务提供一些建议，例如就死亡这个课题进行对话。同时，建议基于病患的整体需求收费，而不是依据现有的看诊次数。
政策研究所高级研究员余国安和阿里凡拉甘（Yvonne Arivalagan）针对和不同领域，包括医疗保健和社会工作到政策规划的专家进行了磋商，并展开研究。有关的磋商在2017年至2019年期间，由研究所将专家分派到设立的三个工作小组去进行。除此之外，研究发起人也对他们之前进行的临终关怀服务研究，给予支持。
主要原因
- 昂贵的医疗保健
有关研究提出了我国医疗保健的一些问题，其中一个主要问题就是国人认为临终关怀服务难以负担，导致他们在事后才来后悔。
此事对于年长的穷困人士和夹心阶层的中等收入看护们来说，尤其如此。自付费用、免赔额和共同保险方面的昂贵医疗费用，让人们对接受治疗止步，尤其是在治疗绝症方面的昂贵高级的医疗。
- 在谈论临死前数天方面面对困难
患者与家人在谈论最后的日子上，存在障碍，包括讨论死亡及不想减少患者生存意志的迷信。研究还指出，医疗费用也是引发家庭冲突的常见原因，迫使他们不与病人谈论临终关怀服务。
- 在进行医疗决定时面对家人干扰
研究表明，患者很难决定自己的医疗保健服务，因为他们常常受到家人的干扰。有些家庭甚至没有对患者透露病症的诊断结果，导致患者没有机会决定自己的医疗选择。
重点建议
- 提前谈论死亡的话题
研究中的其中一项建议就是提早开始有关临终计划的对话。研究者认为，通过谈论人生多个里程碑，如婚姻或分娩等继续到临终课题，以便人们能够更积极制定有关计划。例如向婚姻登记处或保险公司等类似单位，也同样提供讨论人生临终前话题的平台。
- 测试新的医疗付费方式
研究人员建议院方选择不同的支付模式。目前，我国有一种“按服务收费”模式，根据患者的咨询或服务要求来制定费用。但是研究建议开始实施“人头付费”模式，意味着医生将在限定时段内，从每名患者身上获得固定金额。
余国安在一次媒体汇报会上指出，可以指派一名全科医生为某社区内的1000名人士提供触及的保健服务。至于支付模式，则各异根据保险计划、病情或两者结合来决定。
他指出，这种模式将促使医生积极且主动地照顾患者，更好地了解患者的病情，从而减低医疗费。
- 《心智能力法令》的限制
在《心智能力法令》下，签署持久授权书（Lasting Power of Attorney，简称LPA）的国人，也被称为受赠人，无权在精神能力恶化的情况下，为自身做出与生死相关的医疗决定。
随着越来越多的年长患者允许家属做出医疗决定，因此研究员建议高级护理计划的协助者，在与患者讨论临终服务时，应该提出有关的限制，并寻求他们澄清想要的首选治疗。
- 改善缓和照护单位（palliative care sector）
研究员呼吁改善缓和照护单位，因为有关单位的资源明显比亿元和高级医疗单位来得不足。他们补充说，可以通过培训、薪酬、工作条件和提供护理的新模式，来提升家庭和社区临终服务人员。
除此之外，医生和医疗人员也应配备有关方面的服务，以促进以社区为中心的护理模式。
网友认同临终服务至关重要
有关报道刊登后，网友们在《Today》脸书上留言评论，支持研究员的观点，认为临终服务至关重要。
Andrew John指出，他一直在倡导这种为死亡做准备的概念，“而不是将资金投入国民医疗保险计Medicare或Medisave 医存账户这种仅限于与葬礼相关的投资”。
他还建议政府应该向澳大利亚政府般，推出包括葬礼在内的保险。
其他网民则表示，我国人民需要支付诸如Medisave、Medishield 和Eldershield等许多不同的保险，但他们仍需要在接受医疗时支付昂贵费用。因此他们认为政府不能相对地提供免费医疗，是不公平的。
另外，他们也提到有关的保险只概括了基本护理，而不是高级医疗护理或严重疾病，因此他们希望政府能够正视此问题，尤其国家的医疗费贵的吓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