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周前，《雅虎新闻》记者Nicholas Yong上载了一篇文章，揭露非主流媒体在采访工作上和政府打交道时，往往会面对各种困难，例如无法第一时间获得重要官方通知、未获通知和邀请出席政府部门的记者会或重要活动。
他诉苦道，主流媒体新闻出街几小时后后，他们才收到官方文告；重要的官方活动亦会以“仅限本地媒体”为由，限制非主流媒体出席。
Nicholas 写道，“还有一次，我们向政府要求预先提供国庆日当天的演说稿–这可是一整年里面最重要的政治演说，但我们却被各个资深官员以“我手头上没有”而拒绝提供。相反地，主流媒体一天前就拿到讲稿了。”
主流与非主流媒体的差别待遇已不是新鲜事，Nicholas也曾提及，前两年的国会新闻采访上，非主流媒体被迫挤在狭窄的国会新闻发布室上，室内禁止携带手机，而且无法第一时间获得演讲稿。反观新加坡报业控股与新传媒记者，却可以获得国会实况。
“今时今日，为什么仍给予主流媒体抢占先机，难道是为了主导论述吗？”他质问。
同样地，本社对于这种厚此薄彼的偏驳，也感同身受。有准证的非主流媒体不会收到政府文告，而且有时这些完整文告也不会上载到政府部门官网，但主流媒体却可以率先报导出街。
举个例子：学术界联署反对《防假消息法》，但是教育部的回应声明，并没有第一时间上载到官方网站上，反而独家给了《海峡时报》。即便到今天，这则教育部声明也没办法在该部官网找到。
然而，有别于《雅虎新闻》获得媒体认证，本社则是注册在新闻与艺术部下的其中一家受监督媒体机构。
本社也曾在去年申请媒体认证，然而却被告知本社不需要取得认证即可报导本地新闻，而要不要发出认证，也取决于政府的斟酌：
如同Nicholas所提，政府真的对主流与非主流媒体有差别待遇，不论对已注册在新闻及艺术部下的媒体如《雅虎新闻》或本社，都有限制？
我们且来看，加州理工州立大學伦理学家与荣誉博士史蒂芬明兹如何定义媒体自由：
- 针对政治领导者的决策问责监督
- 将至关重要的课题传达予社会，影响社会
- 对于政府研拟的草案有监督之责
- 促进社会舆论与讨论
然而，墨尔本大学法学院教授安德鲁（Andrew T. Kenyon）在其研究：《探究寒蟬效應：马来西亚、新加坡和澳洲的媒体和公开演说》（原文：Investigating Chilling Effects: News Media and Public Speech in Malaysia, Singapore, and Australia ），他就提到媒体已然成为服务政府机关的一种工具，。要么是执政政党的投资臂膀、或是显著政府要员有关联的企业掌控着这些主流媒体。
安德鲁解释，这种媒体拥有权的影响，也会反映在主流媒体内部出现的自我审查，编辑和记者在报导新闻时会变得异常小心，避免公开谴责或批评他们的金主和与他们有关联的朋党。
《日经亚洲评论（Nikkei Asian Review ）整理了新加坡报业控股的公司资料，就已显示报业控股与政府的关系。例如董事会主席李文献，曾还曾担任过内阁新闻、通讯及艺术部部长，政治背景浓厚；前执行总裁陈庆鏻，还曾担任过已故内阁资政李光耀的首席私人秘书。
本社近日也探讨，公务员在离开职场后，又加入主流媒体行业的现象。
伍伦贡大学媒体系荣誉研究员的 Eric Loo ，曾在去年6月的《今日大马》中写过一篇评论报道，反映主流媒体沦为政治工具的负面效应。
他根据马来西亚主流媒体的现况陈述，主流媒体的报道以政府为素材，突出政府的立场，已然失去人民对主流媒体的信用，以及背叛人民能够获得公平公正报道的权益。
“然而自5月9日大选后，另一股媒体自由现象悄然出现，希盟政府看似转向废除压制媒体的法令，那我们是否会在社会大众中看到更具批判性的报导？
我想不会，我们的主流媒体已长期受官方政府压制，所以对于接受政府提供的事实全盘接受，且渐渐形成合理的专业形式。“
“这就是主流媒体的两难，成为现任任职政府的传声筒，或者冒险把反对党的议程报导重写或藏在报纸内页。”
克莉丝丁曾发表一篇《大众媒体与美国政治的转换》（原文：Mass Media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American Politics）的文章，她建议媒体，即指第四权，“比起国家政府，媒体将掌握更多权力操弄政治议程”。他认为媒体广泛的覆盖率对新的政策与法令有着“水能載舟，亦能覆舟”的权力。
由此可见，媒体是有力量朔造公众接纳度，这等于是政府对信息的掌控，可能会趁机形朔言论，在媒体未公开前将部分信息压制，克里斯丁强调。
我想这也或是为什么新加坡政府对主流媒体能在第一时间获得重要信息的差别待遇。
基于《雅虎新闻》记者的评论与本社的自身经验，本社欲探讨主流媒体能够得以当道的缘由。到底政府实施差别待遇的背后真正动机为何？难道是恐惧非主流媒体自由言论的立场或将带动新加坡人民的关注趋势，导致主流媒体失去民众信任？若所言属实，对于政府压制媒体自由的立场，有代表着什么？这样的“过滤行为”是否被视为滥用权力？
再者，本社也欲探讨，传播信息与公众政策为主责的主流媒体又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它仍然还是那个最具公信力与判断力，能够传播真相的主流媒体呢？还是沦为政府的传声筒，以政府的名义控制公众的看法，压制对政府负面影响的报道，报喜不报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