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来自《雅虎新闻》助理新闻编辑Nicholas Yong：
华人有许多名句格言，劝勉大家多听老人言，礼上敬老。所以我想虚心接纳资深老报人巴吉尔（PN Balji）的建议。
巴吉尔是英语媒体《新報》（The New Paper）与《今日报》前主编。他在本月14日，才刚推介他的新书《不情愿的主编》（Reluctant Editor译名）。
在新书推介上，这位70岁老报人指出，很少有新加坡媒体人撰写写新闻线上的故事，当中有许多人选择把这些经历带进棺材里。
《不情愿的主编》忆述巴吉尔在担任《新报》和《今日报》期间的经历，当中也有许多政府与主流媒体的具争议关系的内幕。使之成为纪伊国屋（Books Kinokuniya）书局非小说类的畅销书籍。
在巴吉尔笔下，描绘一个脸皮薄的政府，对于负面报导往往过度反应，且不惧采取强硬手段。媒体人工作如走钢丝，许多记者也敢怒不敢言。
他提及1981年，时任交通部长王鼎昌，在一次记者会上召来新加坡报业控股的资深编辑，要求后者透露，有关《海峡时报》巴士车资调涨的消息来源从何而来？不过这位编辑拒绝了部长的要求。
38年后，在社交媒体与各大新闻平台迅速增长的时代，政府了曾改变过对待媒体的态度？不，他们只是变得更聪明与老练。
对媒体厚此薄彼
虽然巴吉尔的智慧我望尘莫及，但在我从业12年以来，我确实有些故事可以和大家分享。
承上所诉，新加坡媒体行业中，本就存在主流媒体与各大新闻平台不平等的资源分享，这是无可否认的事实。一般都是新加坡报业控股和新传媒这些主流媒体，优先公布最重要的声明、受邀出席采访演讲与参加活动。
然而，对于也同样获认证的《新加坡雅虎新闻》，等到主流媒体新闻出街后的数小时，我们才收到当局的新闻文告，这几乎已成常态。又或者我们“仅限本地媒体”，而被拒绝参与某些受瞩目的活动。
还有一次，我们向政府要求预先提供国庆日当天的演说稿–这可是一整年里面最重要的政治演说，但我们却被各个资深官员以“我手头上没有”而拒绝提供。相反地，主流媒体一天前就拿到讲稿了。
今时今日，为什么仍给予主流媒体抢占先机，难道是为了主导论述吗？
一言不合，切断媒体消息来源
我们不如美国有《资讯自由法》（Freedom of Information Act），让美国人能要求政府公开资讯。我国政府并不会向我们坦白，尤其在面对敏感议题上。
如同今年4月，《雅虎新闻》报导了有关虐待女佣的新闻，于是我们向人力部求证相关数据，但却只获得“我们无法回应你的需求”简短回应。
如今，公共问责理应远大于其他原则，但为何政府机关仍对于媒体的谘询敷衍回答？
再来，他们还会在未有任何解释与通知下，切断你的消息来源。
再举例，今年3月，总理李显龙的长子李易鹏搭车被偷拍事件，警方经调查将偷拍男子的背景前科公布。迄今，该名偷拍司机并未被控。
我随后跟进报导，提及律师界的讨论，质疑为何警方将该司机的犯罪前科公布。报道出街后，《雅虎新闻》便收到一名警察代表向总编投诉，“你有什么议程？”
我们再三向警察代表解释，我们只是在履行记者职务，同意把这篇报导缓一缓，等候进一步的官方回应。但两天了，却没有收到警方任何回复。
后来，在我们将报道出街前，我们先告知警方，却得到警方的诡异的要求：要求我们不必提及曾要求警方回应。
然后，文章出来后，奇怪的事便开始了。我们再也没有收到任何警方有关法庭案件的新闻稿。
对此，我们还再三确认，会不会是我们的宽频网络出问题。数周后，我们接到来自警方的消息，经过内部“年度检讨”后，我们已从警方的媒体通知名单上撤下。
巴吉尔：政府的自我审查是媒体从业人员的原罪
巴吉尔曾在一次签书会上透露，政府的自我审查是新加坡媒体从业人员的原罪，而现在这种情况也愈发恶化。
有时候，主流媒体根本不敢去报导真相。就像今年五月底，已故总理李光耀孙子李桓武与同性伴侣在南非结婚，消息曝光后，却不见任何主流媒体有报道。
难道是因为李桓武是李显扬的儿子吗？日前因欧斯利路38号故居而反目成仇的李氏兄弟的纷争而不敢报道？还是是因为社会存在许多反对同性婚姻的保守派人民？
此外，对于总理李显龙日前针对越南曾侵犯柬埔寨的言论，主流媒体的报道程度相对低调。
总理李显龙日前在2019年香格里拉对话及个人脸书贴文哀悼泰国前首相布勒姆逝世，其中提到布勒姆当年曾反对“越南入侵柬埔寨”，且不承认取代红高棉的柬埔寨政府，引发争议。为此，柬国国防部长狄班要求李显龙更正外，越南外交部也向新加坡外交部提出交涉。
或许主流媒体还担心，随时随地遭到政府算账。就如同2017年，一名《海峡时报》的记者泄露机密公共组屋计划资料，而被指控嫌违反《国家机密法》。
2017年一名建屋发展局员工黄汉源，在未经授权的情况下，把建屋局简化转售交易计划的资料泄露给记者戴佳凌，被判罚款2000新元。
至于《反假消息法》，赋予政府广泛的权力打击所认为的假消息，这也代表记者在未来必须更加谨言慎行。
然而，身为记者的我们，如果因为害怕失去自己的工作，而失掉记者的原则，那我们的社会又将如何？如果记者连站出来发声的勇气都没有，那谁可以？在一个如此蛮横专制的国家，又该如何制衡？
最后，我只能引用巴吉尔的说辞，提醒新进热忱的记者，他表示，“你会害怕失去工作吗？如果是，你还是不要呆在这个行业里。”
对此，我不能同意再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