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源:今日报)

《雅虎新闻》编辑:资源厚此薄彼与自我审查 成新加坡新闻界常态

评论来自《雅虎新闻》助理新闻编辑Nicholas Yong:

华人有许多名句格言,劝勉大家多听老人言,礼上敬老。所以我想虚心接纳资深老报人巴吉尔(PN Balji)的建议。

巴吉尔是英语媒体《新報》(The New Paper)与《今日报》前主编。他在本月14日,才刚推介他的新书《不情愿的主编》(Reluctant Editor译名)。

在新书推介上,这位70岁老报人指出,很少有新加坡媒体人撰写写新闻线上的故事,当中有许多人选择把这些经历带进棺材里。

《不情愿的主编》忆述巴吉尔在担任《新报》和《今日报》期间的经历,当中也有许多政府与主流媒体的具争议关系的内幕。使之成为纪伊国屋(Books Kinokuniya)书局非小说类的畅销书籍。

在巴吉尔笔下,描绘一个脸皮薄的政府,对于负面报导往往过度反应,且不惧采取强硬手段。媒体人工作如走钢丝,许多记者也敢怒不敢言。

他提及1981年,时任交通部长王鼎昌,在一次记者会上召来新加坡报业控股的资深编辑,要求后者透露,有关《海峡时报》巴士车资调涨的消息来源从何而来?不过这位编辑拒绝了部长的要求。

38年后,在社交媒体与各大新闻平台迅速增长的时代,政府了曾改变过对待媒体的态度?不,他们只是变得更聪明与老练。

对媒体厚此薄彼

虽然巴吉尔的智慧我望尘莫及,但在我从业12年以来,我确实有些故事可以和大家分享。

承上所诉,新加坡媒体行业中,本就存在主流媒体与各大新闻平台不平等的资源分享,这是无可否认的事实。一般都是新加坡报业控股和新传媒这些主流媒体,优先公布最重要的声明、受邀出席采访演讲与参加活动。

然而,对于也同样获认证的《新加坡雅虎新闻》,等到主流媒体新闻出街后的数小时,我们才收到当局的新闻文告,这几乎已成常态。又或者我们“仅限本地媒体”,而被拒绝参与某些受瞩目的活动。

还有一次,我们向政府要求预先提供国庆日当天的演说稿–这可是一整年里面最重要的政治演说,但我们却被各个资深官员以“我手头上没有”而拒绝提供。相反地,主流媒体一天前就拿到讲稿了。

今时今日,为什么仍给予主流媒体抢占先机,难道是为了主导论述吗?

一言不合,切断媒体消息来源

我们不如美国有《资讯自由法》(Freedom of Information Act),让美国人能要求政府公开资讯。我国政府并不会向我们坦白,尤其在面对敏感议题上。

如同今年4月,《雅虎新闻》报导了有关虐待女佣的新闻,于是我们向人力部求证相关数据,但却只获得“我们无法回应你的需求”简短回应。

如今,公共问责理应远大于其他原则,但为何政府机关仍对于媒体的谘询敷衍回答?

再来,他们还会在未有任何解释与通知下,切断你的消息来源。

再举例,今年3月,总理李显龙的长子李易鹏搭车被偷拍事件,警方经调查将偷拍男子的背景前科公布。迄今,该名偷拍司机并未被控。

我随后跟进报导,提及律师界的讨论,质疑为何警方将该司机的犯罪前科公布。报道出街后,《雅虎新闻》便收到一名警察代表向总编投诉,“你有什么议程?”

我们再三向警察代表解释,我们只是在履行记者职务,同意把这篇报导缓一缓,等候进一步的官方回应。但两天了,却没有收到警方任何回复。

后来,在我们将报道出街前,我们先告知警方,却得到警方的诡异的要求:要求我们不必提及曾要求警方回应。

然后,文章出来后,奇怪的事便开始了。我们再也没有收到任何警方有关法庭案件的新闻稿。

对此,我们还再三确认,会不会是我们的宽频网络出问题。数周后,我们接到来自警方的消息,经过内部“年度检讨”后,我们已从警方的媒体通知名单上撤下。

巴吉尔:政府的自我审查是媒体从业人员的原罪

巴吉尔曾在一次签书会上透露,政府的自我审查是新加坡媒体从业人员的原罪,而现在这种情况也愈发恶化。

有时候,主流媒体根本不敢去报导真相。就像今年五月底,已故总理李光耀孙子李桓武与同性伴侣在南非结婚,消息曝光后,却不见任何主流媒体有报道。

难道是因为李桓武是李显扬的儿子吗?日前因欧斯利路38号故居而反目成仇的李氏兄弟的纷争而不敢报道?还是是因为社会存在许多反对同性婚姻的保守派人民?

此外,对于总理李显龙日前针对越南曾侵犯柬埔寨的言论,主流媒体的报道程度相对低调。

总理李显龙日前在2019年香格里拉对话及个人脸书贴文哀悼泰国前首相布勒姆逝世,其中提到布勒姆当年曾反对“越南入侵柬埔寨”,且不承认取代红高棉的柬埔寨政府,引发争议。为此,柬国国防部长狄班要求李显龙更正外,越南外交部也向新加坡外交部提出交涉。

或许主流媒体还担心,随时随地遭到政府算账。就如同2017年,一名《海峡时报》的记者泄露机密公共组屋计划资料,而被指控嫌违反《国家机密法》。

2017年一名建屋发展局员工黄汉源,在未经授权的情况下,把建屋局简化转售交易计划的资料泄露给记者戴佳凌,被判罚款2000新元。

至于《反假消息法》,赋予政府广泛的权力打击所认为的假消息,这也代表记者在未来必须更加谨言慎行。

然而,身为记者的我们,如果因为害怕失去自己的工作,而失掉记者的原则,那我们的社会又将如何?如果记者连站出来发声的勇气都没有,那谁可以?在一个如此蛮横专制的国家,又该如何制衡?

最后,我只能引用巴吉尔的说辞,提醒新进热忱的记者,他表示,“你会害怕失去工作吗?如果是,你还是不要呆在这个行业里。”

对此,我不能同意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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