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19年国会中宣布将取消分流制度，改为因材施教，让学生们根据强项选读不同科目的水平，引起国民纷纷按赞，更要求尽快实施。但媒体人默乐呼吁，教育部此举是为了消除学习上的歧视，但不要打击了学生努力上进的士气。
资深媒体人兼《海峡时报》前副总编辑默乐（Bertha Henson）指出，在他的学生时代并没有分流制度，至少不是非常精细的那一种。当时的学生只要完成了六年的小学生涯，然后就是四年的中学生涯，而中学时期只分为文科和理科。“所谓聪明学生就读理科班。然后我们必须决定是否能够在两年或三年内，完成大学先修班的课程。学习的最高峰就是能够被我们当时拥有的大学所接纳。”
她指出，分流制度就像漏斗一样“在我们被分配源流、被过滤、被灌输以及重挫之前，所以它就像漏斗一样，将范围不断地缩小、再缩小” 。他甚至打趣说，曾经对他的本科学生说道，随便丢块石头就可以打中一名大学生。
歧视从分流制度开始就有了
她庆幸自己的学生生涯简单明了，但也感叹弟弟就没这么幸运了。“我的学校生涯远没有我弟弟来的复杂，他是普通源流和快捷源流制度落实后的最早一批学生。”她说，当弟弟被送入普通源流时，有许多人哭泣和咬牙切齿。而无论官员们如何削减时间，“普通”是不普通的，因为它意味着需要完成五年的中学生涯，而不是四年。
默乐表示，自从落实小学的天才教育计划（Gifted Education Programme）以及双语教学1/2/3后，已经出现了很多差异。普通源流的教育再被分为学术和工艺班，而普遍上认为普通（技术）源流接收了无论是成绩或性格都是最差的学生。
“现在，小学有基础和标准科目，不久，中学也会有三个水平的学科选项。我的侄儿将在2021年成为第一批根据小六会考（PSLE）选读不同程度的科目。我的弟弟和我都不知道，成为教育系统的白老鼠到底是好还是坏。”
她披露，教育部长王乙康宣布的最新变动，旨在消除自他弟弟那个时代开始，就没有消失过的分流制度歧视心态。尽管这种情况在最近，仍然获得媒体不断报导有关前普通源流学生的成功人生，并赞颂教育节奏缓慢的优点。但是为了取得平衡，她促请媒体也能一视同仁地对待前快捷源流的学生，报导一些他们的失败事迹。“这至少说明，并非有好的开始，就能保障未来光明前程。”
不适用于综合计划学校
默乐指出，很多人也猜疑这是否又是换汤不换药。她却认为对学校而言，有关变化的挑战来自校方的组织规划，因为他们必须和在不同科目里有不同能力的学生协调。
“我估计学生会不断地换班，根据他们选读的科目水平和不同的同学一起上课。这个与大学生在上学期间，在科目中从辅导到另一个辅导一样。当然，如果学校采取简单的方法，那么去除污名的目标就没有实际意义了，甚至将每个科目都是普通3（General 3，简称G3）的学生聚集在一起。”
他表示，情况或许会向相反情况发展，这个歧视心态现在已经成为最好的学校中，最好班级最好学生的附属品。现在更是如此，因为有关的变动并不适用于综合计划学校。他质问道，教育部已对精英主义的指控进行了调整，是否要连这最后的堡垒也摧毁。
默乐写道，每当看到那些父母对有关的变化欢呼时，他就开始猜想，这些父母的孩子是好学生，还是只是“普通的”、“正常”的孩子。他表示，不相信一个天才儿童的父母会为这些变动鼓掌，并且朝向邻里学校直奔而去。“虽然这样说是不正确的，但是在这个平等主义、平等和包容性是流行语的时代，对他的孩子来说，它仍然是一个加入了直通车计划的学校（IP School）。精英、卓越和独特已经过时了。”
社会导致排他状况
他表示，有时他反而会同情好学校的学生。因为在任何比赛中，这些优秀生都是他人的挑战者之一。“我曾经看过其他学生会避开他们或对他们表现不屑。由于这类的学生人数较少，而其他的较多，他们就是学校聚集时被孤立的一群。他们可能会被社会所困扰，但是我不确定他们的同龄人和同伴是否也如此。”
他披露，虽然有一部分针对他们排他性和特权的指控，可能是真的。然而，他有时想知道，这是否是现在的社会迫使他们排斥他人了，而不是他们自己的意图或行动。
“将这些聪明的人放在一个玻璃瓶里，聪明的。也因为这个‘聪明的标签，他们被假设了’来自社会‘上等人’家庭、有个很好的开始以及拥有大量的社会资本，这是贸工部长陈振声之前反驳过的。”
不应阻止学生发光
她指出，提出这一点，因为即使人们反对将孩子放进箱子、瓶子或罐子里，人们仍然必须意识到，最优秀和最聪明的人会从中脱颖而出。而这些孩子必须拥有发光的机会，即使这意味着强迫他们在同等水平能力的同伴中做得更好。“正如我们不喜欢我们的孩子被标签为愚蠢一样，我认为我们不应该诋毁那些有才华或只是想在不同环境中做得更好的的人。”
他表示，在变得更具包容性的同时，还坚持卓越是一种美德，这是很难取得平衡的。
“唯才是举”的坏名声
他也指出，教育部分变动，让最近有关校际比赛的争论很有启发性。在体育比赛中，如果比赛项目是参赛者年龄限制在九至11岁，人数超过15人，那么奖牌就会颁发给前八名“胜利者”。有人质疑这也能算是优秀吗？
默乐表示，巧合的，他的侄儿也受到了影响。侄儿所参与的体育项目，铅球，忽然从学校的日历中消失了，也不再被纳入少年赛的项目之一。他表示，这对曾经在校际友谊比赛中获得了两年金牌的九岁小子来说，无疑是晴天霹雳。
默乐指出，多年来，唯才是举精神（meritocracy）变得而恶名昭彰，当过去大家都是草根出身，唯才是举意味着经历努力取得成就。但如今，它被视为促使精英阶层维系的系统，用奖励来推动精英下一代的成长。
于是，许多方面不得不作出更动：排名被取代掉，成绩结果需保密。比赛要么给更多的奖牌，要么就不给。除非是为了国家或教育系统的荣耀，比如参与比萨比赛（PISA）或数学奥林匹克比赛，又除非某学生在非常恶劣的情况下取得了成功，否则就不会特别突出资优生。有些学校甚至取消了“精英班”，让校园显得比较包容性。
有些人会说，废除分流制度为时已晚，但默乐呼吁与其震惊于圣牛被宰，不如更关注教育系统发展。
她也分享到，当最新的小六会考评分系统公布时，有人问为什么不立刻做到这一点，他也一样如此想到。一直到他想到，我们不应该通过中途修改系统来惩罚现在的学生。“新绑定”的中学系统也是如此，该系统将在2024年开始。
他的话题随后又回到其侄儿身上，促请教育部能够将同样的深思熟虑，用于在体育领域中。
他披露，在《海峡时报》2月20日报导的一封信中，一名教育部代言人针对新加坡全国学校运动会初级比赛的变化时写道，重要的是，这个变动只是影响了九至11岁的参赛者，并不是所有的学生。但是，“但是九至11岁的参赛者也很重要啊！”
他表示，现在他不得不安慰侄儿，在跑铅球上需要保持耐性，在一两年或许就能参赛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