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本月四日，我国总理李显龙发表新春献词，指出我国华人的身份持续演变，新移民带来不同的人生经历和新视角，使我国文化遗产更加丰富。
他在献词中提及，今年正逢新加坡开埠200周年纪念，莱佛士在两个世纪前登陆新加坡，是我国历史的关键转捩点，对本地华社而言亦如此。
“中国商人虽然早在14世纪元朝时代就已经扬帆南下，来到新加坡经商，但华人大举过番，并且在这里落户，其实是在英国人把新加坡开辟为一个自由港后才开始的。”
他说，许多华族移民从中国南方地区如广东、汕头和厦门等飘洋过海南来，他们当中许多都背负债务，到了新加坡，为了谋生就在甘蜜和胡椒园辛勤耕种，或是在码头当苦力，从事艰苦的体力活。到了农历新年，他们没有足够的积蓄，不可能回乡与家人团聚，只能与住在牛车水一带的其他苦力和同乡聚在一起欢庆佳节。
英殖民者为利润纵容鸦片泛滥 荼毒中华同胞
有趣的是，总理似乎认为是因为英殖民者建设了现代化的新加坡，才吸引大量中国移工下南洋到狮城谋生。但事实上，正是19世纪的中国，鸦片泛滥猖獗荼毒百姓，国家积弱民不聊生，许多人走投无路，只得南下当“苦力”求一线生机，希望能养活家乡老小。
去年，港媒《南华早报》的一篇报导，就描述了当代的情况：
到了18世纪初，英国人养成喝茶习惯，乃至一些英国政府公务员称之为“生活必需品”。当时，茶叶都是从中国广州出口—满清政府指定唯一能与外国人通商的城市。
到1725年，英国东印度公司每年从中国进口25万磅茶。到1805年，这个数字每年膨胀到2400万磅。但是，中国人对英国商品兴致缺缺，而且只愿以白银做生意。因此，在1710年至1760年间，英国为了和中国进行茶叶贸易，用掉了2600万磅的贵金属，而且还要从欧洲大陆购入白银作贸易用途，金银一买一卖，英国利润损失巨大。
为了购买茶叶，英国人几乎要耗尽白银和一切可用的方法，直到发现中国人沉迷于鸦片。 1773年，东印度公司垄断了印度种植鸦片的生产和销售。即便当时清政府禁止鸦片，但通过使用走私者这样的诡计和卑鄙的策略，英国人把鸦片倾销入中国市场。
在18世纪的最后十年，从印度出口到中国的鸦片仅200箱，每箱重达64公斤。但是到了1838年出口量竟暴增至四万箱，此事贸易逆差才有利于英国自身。
瘾君子为鸦片贱卖妻儿
鸦片荼毒中国社会，有些瘾君子没钱抽鸦片，甚至不惜贱卖妻儿，有者染毒瘾至倾家荡产。就连清朝军队士兵中十之有七，都染上烟瘾，军纪不振；而鸦片也造成各种社会问题，包括清朝大量白银流出，占政府总支出的2.5倍；上至贵族下至贩夫走卒皆染毒瘾，致使工商停滞，国穷民困。
在新加坡等殖民地，鸦片为殖民者提供了可观的收入，新加坡虽然不生产鸦片，但是英国人把这里作为鸦片加工、储存和分销的中心，根据2007年《麻醉品公报》记录：
1906年最大的鸦片出口国是印度。第二和第三大出口地是香港和新加坡，它们都是向其他地区转口从印度进口的鸦片。
而1906年，所有国家中人均鸦片消费水平最高的据报是新加坡，人均消费 325 克生鸦片或 211 克熟鸦片，几乎是中国大陆平均消费量的三倍。这反映出鸦片在殖民地的突出作用，1800 年至 1910 年期间，该国总收入的40%巴仙至 60巴仙与鸦片有关。
在当年，相当于大约人口16.4巴仙，或4万3300人使用鸦片，而该殖民地绝大多数鸦片使用者是华裔。
丰厚鸦片利润令殖民者欲罢不能
《麻醉品公报》也提及，新加坡和其他海峡殖民地槟榔屿和马六甲报告的国家鸦片收入比例最高。1906 年，这些海峡殖民地的鸦片收入达到 60 万英镑，占总收入的 53.3巴仙。
鸦片利润养肥了英殖民者，甚至是主要收入，让殖民者欲罢不能。华商和英国人勾结，怂恿初来乍到的苦力吸鸦片，夸大鸦片能消除疲劳，结果使得染烟瘾的苦力更容易被雇主控制，而妓院也能用鸦片控制妓女。
1819年，执政者视之为新加坡“创建者”的莱佛士爵士，在致函给印度总督哈斯廷勋爵的一份信函中指出，担心荷兰人在柔佛扩大影响，并认为比起廖内（Riau），新加坡是更战略价值的港口据点，足以保护东印度公司在中国的贸易利益。当然，所谓的利益，其中也和走私鸦片有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