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昨日在《海峡时报》撰文评述财案，香港科技大学领导力和公共政策学高级讲师刘浩典教授另一评论：《新加坡财富税缺席奇案》”The curious case of missing wealth taxes in Singapore“，也刊载于英媒《今日报》。
在文中他提出，2019年财案中没有推出新的、或调涨现有的财富税，更没有议员提呈有关议案，对此他并不感到惊讶。刘浩典认为，这显示我国亲资本主义占主导地位的立场。“即便是社会进步的预算，却似乎不会有人关心对财富征税太低的问题。”
但他提醒，完全没有对财富税的辩论，不仅是奇怪的，也很不健康。
他在《今日报》的文章提到，当经济增长缓慢，即便增加社会开支贫富不均的情况仍会加剧。所以探讨如何对财富征税，是很必要的。
刘浩典教授也是李光耀公共政策研究院前副院长，曾在新加坡公共领域服务，包括担任财政部财务政策主任。
他刚在昨日于《海峡时报》和管理顾问吴俊卫一同撰文，呼吁不应生搬硬套经济学基础知识，简化现有的公共政策讨论，例如把自由贸易令所有人受惠，以及最低薪金制导致失业率增加当成金科玉律。
财富差异才是贫富不均最大根源
刘浩典提到，撰写《21世纪资本论》的经济学家汤玛斯·皮克提曾指出，比起劳动所得差距，财富的差异才是导致贫富不均的最大根源。
财富可以源自诸如金融和实体资产的拥有权。若资本拥有权的分配比劳动力更不平等，前者才是导致不平等的更大因素。
在《21世纪资本论》中，皮克提发现除了战争和萧条时期，一般年资本回报率平均接近5巴仙，成熟经济体的增长通常低过五巴仙，故此劳动所得的增长也相对缓慢。皮克提认为，当资本回报率超越了经济成长，贫富不均也会加剧。
对此，刘浩典指出，目前新加坡的经济增长低于五巴仙，而资本回报率则接近历史平均值的4-5巴仙。“如果我们真的有心要阻止不平等加剧，那应该要对财富以及资本收入征更多税。”
劳动、消费要缴税，却没资本利得税
其二，他提到应当注意到，超级富豪（即一巴仙群体）的资本收益（包括资本盈利、股息、利息和租金等），对比劳动收入的比率的差距正在扩大。
“在新加坡，并没有所谓资本利得税或遗产税；就连股息和利息收入也不算在个人所得税中。对资本利得的税赋太低。”房地产税相对较低，只有租金收入按一个边际税率征税。
而一般富人都依靠资本财产的收入，这导致他们需缴付的税，可能还比上流中产阶级还低。当然，我国的所得税也不算高。大部分国人只需缴极少的所得税，且能透过公共组屋等拥有一些资产。
但重点是，相比劳动收入和消费，在国内大部分的资本收入都没有被征税，刘浩典认为这使得整体税收制度的公平性，低于应有水平。
第三点，刘浩典预测，经济会一再被新涌现的科技所打乱，自动化、人工智能等都会打破现有劳动模式，但是新科技带来的生产收益，且更多地归于资本家而不是劳动者，即便新兴科技同时也能带来新就业机会。这可能导致贫富不均的加剧。
“所以，即便是比尔盖茨，都会呼吁政府应对作为资产形式之一的机器人收税。”
征财富税的合理
刘浩典认为，目前在我国仍能增加财富税，也不会对经济带来负面影响。可以先从低税率（5-10巴仙）开始，对资本利得、股息和利息收入征税。
他说，我国在2000年代初期，为了能吸引专才和资本，免除掉了股息和利息收入的税赋。
人们普遍相信在那个高度全球化的时代，政府不得不减少收入和资本税、缩小社会安全网以争取人才和投资。
但是，在2008 – 2009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之后，这种曾被奉为圭臬的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大部分都已黯然失色，失去信誉。
”Slowbalisation“全球化放慢
“事实上，全球化已在放缓，近期《经济学人》就提出了新名词：慢球化（Slowbalisation），商品、服务和货币的跨境流动的增长正在放缓（或几乎没有增长）。”
他认为在这种全球环境下，就算免除资本利得税，也不见得一定能把外国资本吸引到我国；反之，政府形同放弃了一个可观收入，却还要从其他地方抽税，来应付社会支出。
再者，若征收较低的资本利得税或财富税，并不会减少储蓄和投资。资本所得相比劳动所得的差距更大，落实资本利得税才能进一步提升和完善合理、公平的税制。
我国在2008年废除遗产税，使得我国成为一个在积累财富上极富吸引力的地方。但刘浩典指出，即便遗产税比较不受欢迎，但是它带来的影响最少，不会减少工作的动力。
刘浩典强调，财富税理应获得群众欢迎，因为大部分草根群体不会有钱到符合缴税的资格。但他担忧，即便财富税只会对富人有影响， 中产阶级可能受到“终有一天我也会变有钱”的虚假憧憬影响，而和富人站到一起，反对财富税。
“如果就连中产阶级也反对财富税–即便这符合他们的利益—我们只能看到巨额财富继续免于税赋，长远来说对社会发展不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