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首任民选总统、开国以来第五任总统王鼎昌，在2002年2月8日因病与世长辞，享年66岁。
在王鼎昌逝世17周年纪念日，王鼎昌和夫人林秀梅家属，率领亲友和王氏集团（Ong & Ong Group）同仁，在中英文媒体登报怀念他们，在《联合早报》刊载两人合照，书“继承遗志·克颂先芬”，传达继承王鼎昌遗志的决心，莫忘养育之恩，并缅怀和先人一起度过的时光。
8视界新闻报导此事，在脸书也获得325次踊跃分享，网民也流言缅怀王鼎昌，赞扬他是“真正的人民总统”，认为他会百世流芳，名流千古。
2000年接受《亚洲周刊》专访
王鼎昌在1993从黄金辉手中结果总统一职，任期至1999年。他选择不连任，本社整理翻译他在2000年接受《亚洲周刊》（Asiaweek）访谈内容，也揭露王鼎昌对从政和任总统期间的回忆。（原文可参考本社英语版）
记–记者
王–王鼎昌
记：自您卸任总统以来至今已六个月，回顾总统任期，你的感受如何？
王：我对我的工作感到满意，希望已经做到最好。我获得人民委托就要做事，不管政府还是任何人是否喜欢。
记：但似乎他们（政府）不是很满意，但话说回头：当初您是如何踏入政界的？
王：1970年代初，李光耀先生邀我面试让我出来竞选，我在1972年出战并成为人民行动党后座议员之一。一年后，李光耀又问我任部长职务，不过我拒绝了，因为要照顾我患癌的弟弟。他在25岁逝世，我也需为他安排好后事。
之后李光耀再度邀我，他很能说动人，那次我就答应了。
记：那一定是他对你留下深刻印象—当时你只是年轻的建筑师，对政治经验为零。
王：是的，我没有被特意培训成为部长或政治家，但你是在边做边学的。当我走进一个新部门，我都会问一些基本问题：这是什么样的职责？我该做些什么？这是我在1980年任通讯部长和劳工部长时做的。我读过全部制度规章，而后认为工会不应只是组织或资助罢工，更应改善工人的社会和经济福祉。
记：你成为职工总会领袖，同时仍担任内阁部长–新加坡继续保持零罢工记录。
王：是的。但是在1986年1月，我批准了一次罢工，这是十年来的头一次。航运业的管理层试图占工友的便宜。我甚至没有通知我的内阁同僚，就批准了罢工。他们有人对我很生气，贸工部长非常愤怒，他的官员很失望。他们接到美国的来电，质问新加坡怎么了？–我们本该没有罢工的？
但照我说：如果当初我通知内阁或政府，他们可能会阻止我发动罢工。罢工仅维持了两天，所有问题都解决了。这说明管理层只想耍手段，所有我相信我做的是对的。
记：你不怕作出您内阁同僚不认同的事，而且似乎成了一种常态？
王：不怕。他们如果不喜欢，我随时可以回到我的建筑公司。
记：那个阶段您正讨论李总理的继任人选？
王：李光耀从1983年就讨论此事，当时第二梯次接班人选是陈庆炎、丹纳巴南、吴作栋和我。
记：那您认为您是最高领导人的最佳人选吗？
我被认为是该团队的一份子。当时，我们不知道谁会接棒。最后我们决定了吴作栋。他同意的条件是我必须成为他的副手。所以我成立第二副总理，他是第一副。1988年，李总理要吴作栋接手，但吴还没准备好，他说再等两年。所以两年后他才接棒。
记：李光耀不同意你选择了吴作栋。
王：不，他没不同意，他说由我们决定，他自己的第一人选是陈庆炎，吴作栋是第二人选，我则是第三，因为他认为我的英语不够好。至于丹纳巴南他认为新加坡还未准备好接受印裔总理。那让印裔社群很失望，引起负面反应。但是他说出了自己的想法。
记：你个人认为，吴作栋是合适人选吗？
王：我们四人当中他最年轻，陈庆炎不同意，我不同意他。而且他似乎有些接受被推举到哪个位置，条件是我们继续协助他。
记：吴作栋在接棒后于1991年召开大选，但是行动党的支持率滑落，也有传言说他可能会退出。
王：我们也曾讨论此事，但他不曾说他想退下。
记：当时，你是续吴作栋后第二把交椅。
王：是，不过第二、第三把交椅都没关系。
记：那么，为何要参选总统？
王：参选总统是李光耀的倡议。他在82、83年就有这样的概念。当国会在1991年通过修宪总统实行民选后，我就很认真考虑。当时我已侵染政坛20年，有想过要退出政治舞台，于是我两次致函总理，说我准备好了。
记：你把参选总统价格看作是一个出路？
王：对，工会人士也鼓励我，他们见了我几次要我接受这个建议。我和总理讨论了这问题，他是老朋友也给了我支持。
记：反对党领袖惹耶勒南先生想参选和你竞争？
王：对，但她不被允许，因为他没有符合严格参选资格。也许太严格了。
记：你很高兴惹耶勒南无法竞选？
王：不对，但我想如果他能参选会更有趣。
记：不过当你的唯一对手、前主计长蔡锦耀获得如此多的支持，似乎你的同僚不认为那很有趣？
王：是的，他们都很担心，有些部长甚至告诉我对结果很担心。一开始我们很有信心能获得超过70巴仙的的票，但有些选票倒向我的对手，特别是来自受教育群体–公务员和珊顿道的群体。他们议论是否要让行动党人来监督行动党政府，或者由中立独立的蔡锦耀来做会更好。所以他们没有投给我，因为我有行动党政府的支持。即便没有行动党公开支持我会更欣慰，我认为只要有工会会员和本土受中文教育群体支持会更好，没有他们我不会当选。
记：但你确实胜选了。你也要着手思考如何做好首任民选总统的工作。
王：是的。当选后召开的国会，我小心读出了政府准备的演讲稿。除了象征性的仪式功能，我也应该要照看国家储备，以及协助打造包容仁慈的社会。所以我决定，既然这是在讲稿里提及的，那么就是我的工作，我必须尽力做好他。事实上，六年总统任内我确实很忙。
记：都做了些什么？
王：我涉及了许多工作。总统府和其他地方都需要修缮。这些都需要规划和逐步落实，期间出席仪式和象征活动等仍要照跑。我还要对政府施压，要他们完成保护储备金的程序。因为很多误解和问题就是因为缺乏明确规章程序而产生的。在接近任期结束时，我也向总理施压，要求把明确民选总统的原则和规章的白皮书提呈给国会，之后我才会宣布退位。我要确保使命达成。
记：一开始，他不想这么做？
王：不是总理不想做，而是这事拖得太久了。他们在上个七月把白皮书提交给国会，减轻未来总统的工作重担。在我任期内很多事项都经过测试，除了要求总统在严重经济危机期间，批准提取前期国家储备金，这事从未经过验证，又怎么做呢？
记：这就是引起你和政府不咬弦的因素吗？
王：是的。但我不想谈太多细节伤害其他人。民选总统应该要保护国家储备，但是过去五年来没人告诉总统，他该保护的事物是什么。1991年修宪由人民选出总统，那么他就要履行职责。我的前任总统黄金辉即便不是民选，按规章也应在最后两年任期内扮演角色。但是他没有很积极地去审查。所以我在1993年接任。我要求提供有关国家储备金的资讯，结果他们用了三年才给我。
记：是否是因为行政因素拖沓？
王：可能是这样，也可能他们认为这不是紧急事务。你来评理吧，你要我保护国家储备，总得告诉我该保护些什么吧，所以我必须问。
记：为什么他们不告诉你呢？
王：我也不晓得，别问我，我也没答案。反之我一直都在问他们。事实上，1996年、在我任期中期，我曾致函吴作栋总理。当时大家都猜测选举可能落在12月或1月。选举后，新政府会宣誓就职，到那时，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的储备金，都要变成前期储备金，并且在交接期间被封锁。作为总统，我必须守护储备金，他们只有经过我同意才能动用之。所以我告诉吴总理：这已是我任期中期，可是我还是无法掌握储备金的数额。
记：所以在你总统任期内有三年都被政府阻拦在外？
王：是的。实际上，如你所知，在会计方面，当你谈到储备时，它既可以是现金储备，也可以是资产储备。现金储备就很直白：投资、在这里或那里我们有多少钱，在投资股上又有多少等。这很容易明白—但是我们还是要质询。那么资产的话，例如房地产，你可以说它市值三千万或一亿新元等等。但他们可能说需要56个人年（统计学中工作量计算单位，表示一个人一年完全的工作量）才能产生这个不动产的价值。所以我和主计长以及总审计长讨论了这个问题，决定作出一些让步。政府不需要给我确切的数额，但要提供我一份政府拥有的所有资产清单。
记：他们同意了？
王：嗯，是的，他们同意了，不过说他们那阶段没有充足时间。他们花了数个月来整理清单，但最后呈给我的清单也不算完整。
记：新加坡政府似乎不清楚自己有多少资产？
王：是。情况很复杂。此前都未曾做过（整理资产清单）。土地资产方面我可以理解，因为每一片土地，即便只是一段道路都可能被切割成许多分洛。可能有五万到六万个洛，而且每个都有独立编码。若你要全部估算恐怕要耗上很长时间。过去，他们只是把所有资产资料封存，然后假定他们就一直存在。可是如果要我去守护这些资产，那至少我要掌握一份清单。
记：当你拿到那份不完整清单，你有足够的助手帮你校对审查吗？
王：我确实没有。我只有一位行政人员，以及来自总审计长办公室的两位兼职人员。对于批准法定委员会预算的事情，总审计长办公室通常会替我审核。他们做得很好，把一切检查仔细并查询相关信息。
记：对于一些您拥有否决权的政府财务政策，您有没有被给予完整资讯？
王：后来他们整理出一份执行摘要（excutive summary），列出已审查事项、有什么资产、开销多少、是否需要动用储备等。在我任内至少没有动过储备，不过曾有那么一两个预算，可能必须用储备补贴的风险，但最后我们还是妥善解决了问题。
记·：有了执行摘要和资产清单，至此之后您都算清楚状况？
王：我无法这么说。即使在我任期最后一年，我还是没有被告知一些部长级的决策。例如在去年（1999年）四月，政府有意把邮政储蓄银行（POSB）卖给星展银行。过去没有民选总统，他们可以就这么通过这样的事项。但如果你有民选总统就不能这么玩，因为作为法定机构的邮政储蓄银行，其储备是受到总统保护的，你不能在没有通知总统的情况下就这么公布。我是透过报章才知道的，这不太妥当。而且他们未事先知会我，就想向国会提呈动议通过这笔交易并解散邮政储蓄银行。
记：那你做了什么？
王：总统府直接告诉他们这项程序是错误的。事情总得按部就班。这是程序的原则。我们要让他们注意到问题，这样他们就不会忽略我们。我们不是爱多管闲事，但是在宪法下我们有必须肩负的角色和职责。有时我是看报纸才直到我照管的事发生了什么，但如果新闻未报导，甚至我都不知道。
记：作为总统，相信去年您对此事感到非常生气。
王：是的，或许我有点暴躁，可能公务员都不喜欢我，和我说的话。但你看，我必须扮演监督者的角色。他们理应协助我看管好国家储备。而不是等我去查看他们有没有做对或做错。
记：宪法阐明您对内阁的所有相关资讯有知情权。
王：没错。我从内阁报告获取这些资讯。但他们不是很习惯。所以我告诉他们：我明白，这看起来是新人作风，也知道你们不喜欢我干预和审查，但是这是宪法赋予我的职责。
记：尽管如此，人们普遍认为您想连任总统？
王：不，自1998年以来我就告诉我的友人无意在竞选连任。当然，人生无常，去年三月我前往美国就诊，医生告知我的癌症已完全缓解。他非常有经验，对我的病况是全球权威。治疗后我都在好转。我向总理提呈报告和讨论，我告诉他不寻求蝉联，不过我会迟些作出宣布。后来内阁决议，如果我寻求连任不会获得他们支持。
记：你的健康状况良好，即便如此您的前同僚还是不愿支持您。他们是否惹恼您了？
王：我在午餐时告诉总理：我不需要内阁支持。无论我要参选与否，都是我个人决定，并会在临近总统选举时作决定—因为我在六月和七月还有另一次体检，我要掌握我的最新健康状况。再者，我内子也罹癌不适，我们清楚如果她不幸离世，在没有第一夫人的情况下我很难参选。内子曾对此感到抱歉，也是我放弃连任的原因。我希望卸任后有更多时间陪我内人。
记：等到七月才宣布，您是否有意藉此让之前如此待您的政府感到紧张不安？
王：也许吧？也许是我错估了我已经够清楚表明，我无意蝉联。但我一直都这么告诉我的友人。再者我也不想到处告诉他人我妻子的情况不佳。
记：但是政府还是担心你会突然决定参选。
王：不，我已说得够清楚，甚至在七月召开记者会公告天下。但我还是相信有人仍会惧怕我会突然在总统提名日当天现身。也有朋友问我是否会这么做，怎么能这样？我都说的够清楚了。
记：有民调显示如果您寻求连任，可能打败政府候选人S.R.纳丹。
王：是的。但我已经放话不寻求蝉联，我是个传统的人，一言既出驷马难追。再者，我内人已在九月份离世。至此我也对所有医疗报告感到质疑，嗯，应该更多是体会到人生无常。
记：那么卸任后您是否感到快乐？
王：肯定的，我打从1998年就在做心理准备。我很欣慰这个决定，归隐并作我喜欢的事。
记：那么您现在和吴总理的关系如何？
王：我们没事，我上周才和他一起用餐。我现在无法邀请他，所以他请了我。在我还是总统时，我们可以轮流宴请对方在总统府用餐。
记：内阁资政李光耀先生有和你们一起吗？
王：不会，我们会个别宴请。
记：李先生去年反驳了您的言论，现在您俩关系如何？
王：我们从未吵架过。
记：有传您的桀骜不驯让您的旧同僚对您感到失望，这令你感到被疏远和痛苦？
王：我不会说这算是桀骜不驯。我只是把一些我面对的—或者许多的问题挑出来。如果他们把这也视作是对政府或者公务体系的攻击对立，那就随他们诠释。在我卸任欢送会上我和总理有交谈，我们也同意，该说什么就有话直说，我认为成果也很好。他说，我提出看法，而他也在国会反驳，其实是好事，这也向大家展示体系的透明。我也站稳我的言论立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