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财富税缺席奇案”— 刘浩典:征财富税免贫富不均加剧

续昨日在《海峡时报》撰文评述财案,香港科技大学领导力和公共政策学高级讲师刘浩典教授另一评论:《新加坡财富税缺席奇案》”The curious case of missing wealth taxes in Singapore“,也刊载于英媒《今日报》。

在文中他提出,2019年财案中没有推出新的、或调涨现有的财富税,更没有议员提呈有关议案,对此他并不感到惊讶。刘浩典认为,这显示我国亲资本主义占主导地位的立场。“即便是社会进步的预算,却似乎不会有人关心对财富征税太低的问题。”

但他提醒,完全没有对财富税的辩论,不仅是奇怪的,也很不健康。

他在《今日报》的文章提到,当经济增长缓慢,即便增加社会开支贫富不均的情况仍会加剧。所以探讨如何对财富征税,是很必要的。

刘浩典教授也是李光耀公共政策研究院前副院长,曾在新加坡公共领域服务,包括担任财政部财务政策主任。

他刚在昨日于《海峡时报》和管理顾问吴俊卫一同撰文,呼吁不应生搬硬套经济学基础知识,简化现有的公共政策讨论,例如把自由贸易令所有人受惠,以及最低薪金制导致失业率增加当成金科玉律。

财富差异才是贫富不均最大根源

刘浩典提到,撰写《21世纪资本论》的经济学家汤玛斯·皮克提曾指出,比起劳动所得差距,财富的差异才是导致贫富不均的最大根源。

财富可以源自诸如金融和实体资产的拥有权。若资本拥有权的分配比劳动力更不平等,前者才是导致不平等的更大因素。

在《21世纪资本论》中,皮克提发现除了战争和萧条时期,一般年资本回报率平均接近5巴仙,成熟经济体的增长通常低过五巴仙,故此劳动所得的增长也相对缓慢。皮克提认为,当资本回报率超越了经济成长,贫富不均也会加剧。

对此,刘浩典指出,目前新加坡的经济增长低于五巴仙,而资本回报率则接近历史平均值的4-5巴仙。“如果我们真的有心要阻止不平等加剧,那应该要对财富以及资本收入征更多税。”

劳动、消费要缴税,却没资本利得税

其二,他提到应当注意到,超级富豪(即一巴仙群体)的资本收益(包括资本盈利、股息、利息和租金等),对比劳动收入的比率的差距正在扩大。

“在新加坡,并没有所谓资本利得税或遗产税;就连股息和利息收入也不算在个人所得税中。对资本利得的税赋太低。”房地产税相对较低,只有租金收入按一个边际税率征税。

而一般富人都依靠资本财产的收入,这导致他们需缴付的税,可能还比上流中产阶级还低。当然,我国的所得税也不算高。大部分国人只需缴极少的所得税,且能透过公共组屋等拥有一些资产。

但重点是,相比劳动收入和消费,在国内大部分的资本收入都没有被征税,刘浩典认为这使得整体税收制度的公平性,低于应有水平。

第三点,刘浩典预测,经济会一再被新涌现的科技所打乱,自动化、人工智能等都会打破现有劳动模式,但是新科技带来的生产收益,且更多地归于资本家而不是劳动者,即便新兴科技同时也能带来新就业机会。这可能导致贫富不均的加剧。

“所以,即便是比尔盖茨,都会呼吁政府应对作为资产形式之一的机器人收税。”

征财富税的合理

刘浩典认为,目前在我国仍能增加财富税,也不会对经济带来负面影响。可以先从低税率(5-10巴仙)开始,对资本利得、股息和利息收入征税。

他说,我国在2000年代初期,为了能吸引专才和资本,免除掉了股息和利息收入的税赋。

人们普遍相信在那个高度全球化的时代,政府不得不减少收入和资本税、缩小社会安全网以争取人才和投资。

但是,在2008 – 2009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之后,这种曾被奉为圭臬的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大部分都已黯然失色,失去信誉。

”Slowbalisation“全球化放慢

“事实上,全球化已在放缓,近期《经济学人》就提出了新名词:慢球化(Slowbalisation),商品、服务和货币的跨境流动的增长正在放缓(或几乎没有增长)。”

他认为在这种全球环境下,就算免除资本利得税,也不见得一定能把外国资本吸引到我国;反之,政府形同放弃了一个可观收入,却还要从其他地方抽税,来应付社会支出。

再者,若征收较低的资本利得税或财富税,并不会减少储蓄和投资。资本所得相比劳动所得的差距更大,落实资本利得税才能进一步提升和完善合理、公平的税制。

我国在2008年废除遗产税,使得我国成为一个在积累财富上极富吸引力的地方。但刘浩典指出,即便遗产税比较不受欢迎,但是它带来的影响最少,不会减少工作的动力。

刘浩典强调,财富税理应获得群众欢迎,因为大部分草根群体不会有钱到符合缴税的资格。但他担忧,即便财富税只会对富人有影响, 中产阶级可能受到“终有一天我也会变有钱”的虚假憧憬影响,而和富人站到一起,反对财富税。

“如果就连中产阶级也反对财富税–即便这符合他们的利益—我们只能看到巨额财富继续免于税赋,长远来说对社会发展不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