恪尽职守为国民 敢撼强权护草根— 网民缅怀首任民选总统已故王鼎昌

新加坡首任民选总统、开国以来第五任总统王鼎昌,在2002年2月8日因病与世长辞,享年66岁。

在王鼎昌逝世17周年纪念日,王鼎昌和夫人林秀梅家属,率领亲友和王氏集团(Ong & Ong Group)同仁,在中英文媒体登报怀念他们,在《联合早报》刊载两人合照,书“继承遗志·克颂先芬”,传达继承王鼎昌遗志的决心,莫忘养育之恩,并缅怀和先人一起度过的时光。

8视界新闻报导此事,在脸书也获得325次踊跃分享,网民也流言缅怀王鼎昌,赞扬他是“真正的人民总统”,认为他会百世流芳,名流千古。

 

2000年接受《亚洲周刊》专访

王鼎昌在1993从黄金辉手中结果总统一职,任期至1999年。他选择不连任,本社整理翻译他在2000年接受《亚洲周刊》(Asiaweek)访谈内容,也揭露王鼎昌对从政和任总统期间的回忆。(原文可参考本社英语版

记–记者

王–王鼎昌

记:自您卸任总统以来至今已六个月,回顾总统任期,你的感受如何?

王:我对我的工作感到满意,希望已经做到最好。我获得人民委托就要做事,不管政府还是任何人是否喜欢。

记:但似乎他们(政府)不是很满意,但话说回头:当初您是如何踏入政界的?

王:1970年代初,李光耀先生邀我面试让我出来竞选,我在1972年出战并成为人民行动党后座议员之一。一年后,李光耀又问我任部长职务,不过我拒绝了,因为要照顾我患癌的弟弟。他在25岁逝世,我也需为他安排好后事。

之后李光耀再度邀我,他很能说动人,那次我就答应了。

记:那一定是他对你留下深刻印象—当时你只是年轻的建筑师,对政治经验为零。

王:是的,我没有被特意培训成为部长或政治家,但你是在边做边学的。当我走进一个新部门,我都会问一些基本问题:这是什么样的职责?我该做些什么?这是我在1980年任通讯部长和劳工部长时做的。我读过全部制度规章,而后认为工会不应只是组织或资助罢工,更应改善工人的社会和经济福祉。

记:你成为职工总会领袖,同时仍担任内阁部长–新加坡继续保持零罢工记录。

王:是的。但是在1986年1月,我批准了一次罢工,这是十年来的头一次。航运业的管理层试图占工友的便宜。我甚至没有通知我的内阁同僚,就批准了罢工。他们有人对我很生气,贸工部长非常愤怒,他的官员很失望。他们接到美国的来电,质问新加坡怎么了?–我们本该没有罢工的?

但照我说:如果当初我通知内阁或政府,他们可能会阻止我发动罢工。罢工仅维持了两天,所有问题都解决了。这说明管理层只想耍手段,所有我相信我做的是对的。

记:你不怕作出您内阁同僚不认同的事,而且似乎成了一种常态?

王:不怕。他们如果不喜欢,我随时可以回到我的建筑公司。

记:那个阶段您正讨论李总理的继任人选?

王:李光耀从1983年就讨论此事,当时第二梯次接班人选是陈庆炎、丹纳巴南、吴作栋和我。

记:那您认为您是最高领导人的最佳人选吗?

我被认为是该团队的一份子。当时,我们不知道谁会接棒。最后我们决定了吴作栋。他同意的条件是我必须成为他的副手。所以我成立第二副总理,他是第一副。1988年,李总理要吴作栋接手,但吴还没准备好,他说再等两年。所以两年后他才接棒。

记:李光耀不同意你选择了吴作栋。

王:不,他没不同意,他说由我们决定,他自己的第一人选是陈庆炎,吴作栋是第二人选,我则是第三,因为他认为我的英语不够好。至于丹纳巴南他认为新加坡还未准备好接受印裔总理。那让印裔社群很失望,引起负面反应。但是他说出了自己的想法。

记:你个人认为,吴作栋是合适人选吗?

王:我们四人当中他最年轻,陈庆炎不同意,我不同意他。而且他似乎有些接受被推举到哪个位置,条件是我们继续协助他。

记:吴作栋在接棒后于1991年召开大选,但是行动党的支持率滑落,也有传言说他可能会退出。

王:我们也曾讨论此事,但他不曾说他想退下。

记:当时,你是续吴作栋后第二把交椅。

王:是,不过第二、第三把交椅都没关系。

记:那么,为何要参选总统?

王:参选总统是李光耀的倡议。他在82、83年就有这样的概念。当国会在1991年通过修宪总统实行民选后,我就很认真考虑。当时我已侵染政坛20年,有想过要退出政治舞台,于是我两次致函总理,说我准备好了。

记:你把参选总统价格看作是一个出路?

王:对,工会人士也鼓励我,他们见了我几次要我接受这个建议。我和总理讨论了这问题,他是老朋友也给了我支持。

记:反对党领袖惹耶勒南先生想参选和你竞争?

王:对,但她不被允许,因为他没有符合严格参选资格。也许太严格了。

记:你很高兴惹耶勒南无法竞选?

王:不对,但我想如果他能参选会更有趣。

记:不过当你的唯一对手、前主计长蔡锦耀获得如此多的支持,似乎你的同僚不认为那很有趣?

王:是的,他们都很担心,有些部长甚至告诉我对结果很担心。一开始我们很有信心能获得超过70巴仙的的票,但有些选票倒向我的对手,特别是来自受教育群体–公务员和珊顿道的群体。他们议论是否要让行动党人来监督行动党政府,或者由中立独立的蔡锦耀来做会更好。所以他们没有投给我,因为我有行动党政府的支持。即便没有行动党公开支持我会更欣慰,我认为只要有工会会员和本土受中文教育群体支持会更好,没有他们我不会当选。

记:但你确实胜选了。你也要着手思考如何做好首任民选总统的工作。

王:是的。当选后召开的国会,我小心读出了政府准备的演讲稿。除了象征性的仪式功能,我也应该要照看国家储备,以及协助打造包容仁慈的社会。所以我决定,既然这是在讲稿里提及的,那么就是我的工作,我必须尽力做好他。事实上,六年总统任内我确实很忙。

记:都做了些什么?

王:我涉及了许多工作。总统府和其他地方都需要修缮。这些都需要规划和逐步落实,期间出席仪式和象征活动等仍要照跑。我还要对政府施压,要他们完成保护储备金的程序。因为很多误解和问题就是因为缺乏明确规章程序而产生的。在接近任期结束时,我也向总理施压,要求把明确民选总统的原则和规章的白皮书提呈给国会,之后我才会宣布退位。我要确保使命达成。

记:一开始,他不想这么做?

王:不是总理不想做,而是这事拖得太久了。他们在上个七月把白皮书提交给国会,减轻未来总统的工作重担。在我任期内很多事项都经过测试,除了要求总统在严重经济危机期间,批准提取前期国家储备金,这事从未经过验证,又怎么做呢?

记:这就是引起你和政府不咬弦的因素吗?

王:是的。但我不想谈太多细节伤害其他人。民选总统应该要保护国家储备,但是过去五年来没人告诉总统,他该保护的事物是什么。1991年修宪由人民选出总统,那么他就要履行职责。我的前任总统黄金辉即便不是民选,按规章也应在最后两年任期内扮演角色。但是他没有很积极地去审查。所以我在1993年接任。我要求提供有关国家储备金的资讯,结果他们用了三年才给我。

记:是否是因为行政因素拖沓?

王:可能是这样,也可能他们认为这不是紧急事务。你来评理吧,你要我保护国家储备,总得告诉我该保护些什么吧,所以我必须问。

记:为什么他们不告诉你呢?

王:我也不晓得,别问我,我也没答案。反之我一直都在问他们。事实上,1996年、在我任期中期,我曾致函吴作栋总理。当时大家都猜测选举可能落在12月或1月。选举后,新政府会宣誓就职,到那时,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的储备金,都要变成前期储备金,并且在交接期间被封锁。作为总统,我必须守护储备金,他们只有经过我同意才能动用之。所以我告诉吴总理:这已是我任期中期,可是我还是无法掌握储备金的数额。

记:所以在你总统任期内有三年都被政府阻拦在外?

王:是的。实际上,如你所知,在会计方面,当你谈到储备时,它既可以是现金储备,也可以是资产储备。现金储备就很直白:投资、在这里或那里我们有多少钱,在投资股上又有多少等。这很容易明白—但是我们还是要质询。那么资产的话,例如房地产,你可以说它市值三千万或一亿新元等等。但他们可能说需要56个人年(统计学中工作量计算单位,表示一个人一年完全的工作量)才能产生这个不动产的价值。所以我和主计长以及总审计长讨论了这个问题,决定作出一些让步。政府不需要给我确切的数额,但要提供我一份政府拥有的所有资产清单。

记:他们同意了?

王:嗯,是的,他们同意了,不过说他们那阶段没有充足时间。他们花了数个月来整理清单,但最后呈给我的清单也不算完整。

记:新加坡政府似乎不清楚自己有多少资产?

王:是。情况很复杂。此前都未曾做过(整理资产清单)。土地资产方面我可以理解,因为每一片土地,即便只是一段道路都可能被切割成许多分洛。可能有五万到六万个洛,而且每个都有独立编码。若你要全部估算恐怕要耗上很长时间。过去,他们只是把所有资产资料封存,然后假定他们就一直存在。可是如果要我去守护这些资产,那至少我要掌握一份清单。

记:当你拿到那份不完整清单,你有足够的助手帮你校对审查吗?

王:我确实没有。我只有一位行政人员,以及来自总审计长办公室的两位兼职人员。对于批准法定委员会预算的事情,总审计长办公室通常会替我审核。他们做得很好,把一切检查仔细并查询相关信息。

记:对于一些您拥有否决权的政府财务政策,您有没有被给予完整资讯?

王:后来他们整理出一份执行摘要(excutive summary),列出已审查事项、有什么资产、开销多少、是否需要动用储备等。在我任内至少没有动过储备,不过曾有那么一两个预算,可能必须用储备补贴的风险,但最后我们还是妥善解决了问题。

记·:有了执行摘要和资产清单,至此之后您都算清楚状况?

王:我无法这么说。即使在我任期最后一年,我还是没有被告知一些部长级的决策。例如在去年(1999年)四月,政府有意把邮政储蓄银行(POSB)卖给星展银行。过去没有民选总统,他们可以就这么通过这样的事项。但如果你有民选总统就不能这么玩,因为作为法定机构的邮政储蓄银行,其储备是受到总统保护的,你不能在没有通知总统的情况下就这么公布。我是透过报章才知道的,这不太妥当。而且他们未事先知会我,就想向国会提呈动议通过这笔交易并解散邮政储蓄银行。

记:那你做了什么?

王:总统府直接告诉他们这项程序是错误的。事情总得按部就班。这是程序的原则。我们要让他们注意到问题,这样他们就不会忽略我们。我们不是爱多管闲事,但是在宪法下我们有必须肩负的角色和职责。有时我是看报纸才直到我照管的事发生了什么,但如果新闻未报导,甚至我都不知道。

记:作为总统,相信去年您对此事感到非常生气。

王:是的,或许我有点暴躁,可能公务员都不喜欢我,和我说的话。但你看,我必须扮演监督者的角色。他们理应协助我看管好国家储备。而不是等我去查看他们有没有做对或做错。

记:宪法阐明您对内阁的所有相关资讯有知情权。

王:没错。我从内阁报告获取这些资讯。但他们不是很习惯。所以我告诉他们:我明白,这看起来是新人作风,也知道你们不喜欢我干预和审查,但是这是宪法赋予我的职责。

记:尽管如此,人们普遍认为您想连任总统?

王:不,自1998年以来我就告诉我的友人无意在竞选连任。当然,人生无常,去年三月我前往美国就诊,医生告知我的癌症已完全缓解。他非常有经验,对我的病况是全球权威。治疗后我都在好转。我向总理提呈报告和讨论,我告诉他不寻求蝉联,不过我会迟些作出宣布。后来内阁决议,如果我寻求连任不会获得他们支持。

记:你的健康状况良好,即便如此您的前同僚还是不愿支持您。他们是否惹恼您了?

王:我在午餐时告诉总理:我不需要内阁支持。无论我要参选与否,都是我个人决定,并会在临近总统选举时作决定—因为我在六月和七月还有另一次体检,我要掌握我的最新健康状况。再者,我内子也罹癌不适,我们清楚如果她不幸离世,在没有第一夫人的情况下我很难参选。内子曾对此感到抱歉,也是我放弃连任的原因。我希望卸任后有更多时间陪我内人。

记:等到七月才宣布,您是否有意藉此让之前如此待您的政府感到紧张不安?

王:也许吧?也许是我错估了我已经够清楚表明,我无意蝉联。但我一直都这么告诉我的友人。再者我也不想到处告诉他人我妻子的情况不佳。

记:但是政府还是担心你会突然决定参选。

王:不,我已说得够清楚,甚至在七月召开记者会公告天下。但我还是相信有人仍会惧怕我会突然在总统提名日当天现身。也有朋友问我是否会这么做,怎么能这样?我都说的够清楚了。

记:有民调显示如果您寻求连任,可能打败政府候选人S.R.纳丹。

王:是的。但我已经放话不寻求蝉联,我是个传统的人,一言既出驷马难追。再者,我内人已在九月份离世。至此我也对所有医疗报告感到质疑,嗯,应该更多是体会到人生无常。

记:那么卸任后您是否感到快乐?

王:肯定的,我打从1998年就在做心理准备。我很欣慰这个决定,归隐并作我喜欢的事。

记:那么您现在和吴总理的关系如何?

王:我们没事,我上周才和他一起用餐。我现在无法邀请他,所以他请了我。在我还是总统时,我们可以轮流宴请对方在总统府用餐。

记:内阁资政李光耀先生有和你们一起吗?

王:不会,我们会个别宴请。

记:李先生去年反驳了您的言论,现在您俩关系如何?

王:我们从未吵架过。

记:有传您的桀骜不驯让您的旧同僚对您感到失望,这令你感到被疏远和痛苦?

王:我不会说这算是桀骜不驯。我只是把一些我面对的—或者许多的问题挑出来。如果他们把这也视作是对政府或者公务体系的攻击对立,那就随他们诠释。在我卸任欢送会上我和总理有交谈,我们也同意,该说什么就有话直说,我认为成果也很好。他说,我提出看法,而他也在国会反驳,其实是好事,这也向大家展示体系的透明。我也站稳我的言论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