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学者:家长式作风、社会工程和威权主义,乃精英化政策之表征

李光耀公共政策研究院前副院长刘浩典教授,指出新加坡的精英主义,通常不是因为“成功新加坡人缺乏同情心”,或社会开支不足,反之,更多是源于“非常精英化”的政府政策和决策过程。

针对学者李秀萍和前政府投资公司经济师杨南强,提及现有对低收入群体支援不足、小贩面对压力的情况,刘浩典于上周五再次撰文,提醒精英化的政府政策,透过三大方面展现:

其一,家长式作风,认为所有人只要遵守新加坡精英们的设想去做,社会就会变得美好。

二,社会工程:自以为政府可以打造出精英们所设想的社会。

三,威权主义:极度怀疑公民社会、独立媒体或任何可能挑战政府权威和专业的非政府行动主义者。

倨傲的精英和复杂社会情势极不搭调

他直言,上述信念不仅非常精英且倨傲,甚至和越发复杂的社会情势极不搭调。

“随着社会问题越发复杂,就没有绝对清晰的解决方案。正确的做法,应该是更加谨慎、时常检视自身是否存在偏见、决策上也不宜过早妄下定论。”

讽刺的是,近年来的局势发展恰恰相反:对于越发复杂的情境,人民行动党政府却越发坚持其核心理念,从当前对最低薪资制的论战中,就可见一斑。

他补充,政府显而易见的精英主义,也体现在把人民当作实现他们宏伟愿景的工具,例如小贩们面对的处境就是最佳例子。

小贩政策偏离小贩实际需求

“政府谈的都不是小贩们真正需要的东西。小贩们只是政府为了实现某些目的的手段:负担得起的小贩美食、“充满活力”的小贩中心,提升小贩生产力、打造只会国家和申遗等等。”

刘浩典认为,或许人们想想就知道,要达成以上目标,就应该视小贩们为可以作出正确决定的自主代理人。

每当部长要求大家“改变思维”时,往往是出自政府本能的家长式作风、对社会工程的偏爱以及专制主义的冲动。

他指出,对于其他群体和议题:低收入劳工、领福利的贫穷群体、担忧组屋价格下跌的中产阶级或哪些呼吁废除377A法案的群体— 政府对待他们也是一贯的精英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