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光耀公共政策研究院前副院长刘浩典教授，在脸书贴文非议社企管理层管理小贩的手法，也详加分析社企和环境局针对小贩管理上的不合理之处。
帖文中他非议规定小贩最低营业时间的做法，认为小贩已经给足租金，为何还要管他们工作多长时间。
“如果小贩工作几小时就有足够收入，那为何还要强迫他们营业至少八小时？社企这是在进行哪门子的斯大林式经济？”
他相信小贩也能估算和比较，多做一小时的边际收入和成本，来决定该营业多久。那么何以见得社企管理层就比小贩们更了解行情，可以指点小贩该营业多久？
再者，环境局一再强调要打造充满生机的小贩中心，但为何要把达成这目标的重担，非得让小贩来承担？营造小贩中心活力是集体利益，但假设一些时段顾客少，社企却非得要小贩拉长营业时间，结果成本和压力还是落在小贩身上。
这种做法也是不经济、违反伦理的。市场是由需求产生供应，也即是如果晚上或凌晨有足够需求，小贩觉得生意做得过，就算不逼他们，也会自己开档做生意。很少会有供应来制造需求的。
利用小贩超时工作来营造市场生机
“简言之，市场有活力固然社群得益，但是需有人（如小贩）承担他的成本。假如社企管理层认为营造生机之法，乃是拉长小贩营业时间，那么就应该给小贩相对的报酬超时营业，而不是设定最低营业时间。”
至于为何以上做法违反伦理？是因为这形同把小贩工具化、利用他们来营造市场生机、或者为了达成申遗的手段。小贩的存在不是为了让城市活化。他们当小贩就是为了营生，如果要他们做得更多，让小贩自行选择，和给他们适当的报酬。
他也认为如今环境局和社企管理层对小贩的要求已经偏离初衷，对他们施加太多互相矛盾的政策目标。
反对一味压低小贩食物售价
“设立小贩中心一开始的目的，是为了解决公共卫生问题，可负担食物并不是主要目的。当初，为了鼓励街边小贩迁入小贩中心，还津贴了他们的租金，小贩们才有能力提供价格廉宜的美食。所以，便宜的食物价格，是当年政策的间接产物。”
“曾几何时，提供可负担食物却成了首要目的，小贩为保持低廉食物价格饱受负担，这是没有效率和不公平的（高收入人士也和低收入群体，享用四元的鸡饭？）”更有效的方式，应该是提供贫穷群体餐券或直接的现金援助，而不是一味压低小贩的食物价格。
“三难选择” 中，社企牺牲小贩营利
如今，环境局既要小贩中心的活力、又要吸引更多年轻人加入小贩行业。但刘浩典则为环境局和社企分析，当前小贩事业面对着“三难”选择，三者之中只能择其二：
可负担的小贩美食、会营利的小贩事业以及减少政府对小贩的津贴。假设小贩事业有利可图，能吸引年轻人参与；（但减少政府津贴，小贩成本上涨，食物价格也会跟着上涨。于与此同时，要低收入群体享有廉宜食物，则需要为他们提供扶助）。
他指出，社会企业不是个好主意，它让人误以为它可以以上三者兼得。但实际上，社企率先牺牲掉的却是小贩的营利，才导致小贩们要工作更长时间。
小贩事业的“鲍莫尔成本病”
研究社会经济的刘浩典，在今早再发一文，为环境局“再上一课”。他指出，在经济中，必然有些领域（如进行、电子商务）的成长，高于其他领域的平均增长率。而小贩、裁缝、教师和医生等仰赖人力的服务领域，则属于成长较慢的领域。
这种现象在经济学中称为”鲍莫尔成本病“（以发现此现象的美国经济学家命名），成长停滞的领域，通常仰赖人力来保障产能素质，故此自动化或工业标准化，反而拉低这些领域素质。请想想，用中央厨房或工厂制作炒青葱，产量是提高了，但是质量肯定没有比小贩亲手煮的来得好。
较低的产能增长，也意味着有关领域的通膨率，比起总体通膨率来得高。我们可以预见小贩美食价格上涨，比其他物价通膨来的快。
”但如果我们不允许这些停滞产业，随着物价增长调整价格，他们就只能砍成本。由于仰赖人工，致使该领域的收入也会停滞不前。“
所以小贩行业才难以吸引年轻人加入，小贩营利追不上通膨，收入停滞。
故此，误以为某些科技或创新企业模式，就能医治好小贩行业的“成本病”，显示环境局不够务实慎重。
“没有政府的津贴，要让可负担食物和小贩营利两者两全其美，显然是不切实际的。有者一位社企能带来创新方案，既能保证食物价格低廉，小贩还能营利，则反映出他们的无知与过妄乐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