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及现今政治组织在推动改革和抵御强人领导影响力的角色，历史学者覃炳鑫博士认为，除了工具变了，现在的政治组织经历多个世纪，差异不大– 召集群众、商讨重要议题，并招揽更多人参与改革。
“基本上，政治组织工作是后勤式的–写信、影响您的同侪、发展壮大运动和说服人民。这当中有很多工作，需要很多耐心，但都是政治的基本功。”
他指出，从聚集小室的一小簇人，再慢慢发展壮大成全国运动，几乎是所有政党的共同点— 中国共产党、人民行动党、民主行动党发（DAP）和巫统皆是如此。
“影响群众、做沟通联络等，虽是繁杂工作，但却无可否认最有效。”
覃炳鑫是在2018酷隆坡嘉年华的“东南亚强人的诉求”研讨环节上，发表本身对政党政治运作的观点。参与研讨者还包括马来亚大学法学系助理教授亚兹敏砂伦、菲律宾视觉艺术家与摄影记者伽罗卡布科和马国人权律师、净选盟前主席安美嘉。
安美嘉则询问，新加坡是否有论及恶法和民主的全国性舆论，覃炳鑫则给出肯定答案，包括他自己本身和好些群众都有参与推动，惟给予政府很努力压制，这类舆论一般不会出现在主流媒体。
他也提醒，即使换掉领导人，如果没有改变体制是无意义的。新领导人浸淫在形塑现有领袖的薪俸和体制下，迟早被陈腐的陋习所同化。故此，改变必须由下而上。
新领导会被迂腐旧制同化
“这是对政治本质进行彻底改革的长期计划，任重道远。人民参与公共议题的讨论，能带来影响力，例如已迫使部长不得不站出来并提出解决贫富不均的方案。我不认为行动党本身很关心贫富不均，他们对民间组织的讨论一般都反应迟缓。”
针对现场听众提问，如果没有强人领导，东南亚国家会否垮台？覃炳鑫则提出，一个拥有开放民主体制、强大的社会和稳健的政治机构，才能产生足以应对挑战的强人领袖，而不是先有强人才有强国。
例如新加坡在1950年代的有限民主下，透过意识斗争产生了李光耀和人民行动党。当时他们是反对党，缺乏经验，但是人民还是把票投给了他们，并由行动党引领走过20年。
另一听众则提问，亚洲、乃至东南亚是否值得拥有民主，覃炳鑫则回应：“只要我们争取，我们就值得拥有民主。”他举例，例如中国国父孙中山、印度圣雄甘地和印尼的见过领袖苏卡诺，都为反帝反殖作出斗争。
最后，覃炳鑫也强调，建立民主，其过程更重于结果，民主进程中我们需确保领袖担起责任、讲诚信、保障人权。建立民主的方法不仅比结果更重要、方法本身就是目的。
现今领袖过于依赖“李光耀遗产”
研讨环节结束，《网络公民》记者询问覃炳鑫意见，仍有许多国人缅怀李光耀的强人政治，视之为今日国家经济繁荣的梁柱。在来届大选，李光耀“强人”遗产是否，是否还会继续对选情产生效用？
覃炳鑫认为，现在的人民行动党政府极度依赖“李光耀遗产”，特别是在现任总理治下，并没有任何显著成就可以在大选时向人民交差并胜选。
“在上届选举，行动党的竞选宣言几乎都在大谈过去。竞选宣言应该是放眼未来的，这哪是？”
他补充，另一问题在于，“李光耀遗产”比行动党人所描绘的、普通国人所见还要复杂，但是都被简化了。其中有很多事项都是李光耀不同意的，他在晚年回顾也坦诚做了一些失误，并尝试在80年代做政策U转。
“但基本上，你不能把李光耀从那个时代排除掉。他是冷战下的产物，在以两大巨头– 美国和苏联分庭抗礼的意识形态对立的大环境下，他用卓越手段带领新加坡度过艰难的时期。”
然而，现如今，全球所面对的又是不同的挑战，李光耀的遗产是属于过去的，覃炳鑫强调，更关键的问题在于– 现有领导人是否认清当今局势？他们有和远见和规划对应之？
原文：Danisha Hakee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