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机场路小贩中心档案照(图源: thebestsingapore)

非议社企管理小贩模式 学者“开课”教训环境局

李光耀公共政策研究院前副院长刘浩典教授,在脸书贴文非议社企管理层管理小贩的手法,也详加分析社企和环境局针对小贩管理上的不合理之处。

帖文中他非议规定小贩最低营业时间的做法,认为小贩已经给足租金,为何还要管他们工作多长时间。

“如果小贩工作几小时就有足够收入,那为何还要强迫他们营业至少八小时?社企这是在进行哪门子的斯大林式经济?”

他相信小贩也能估算和比较,多做一小时的边际收入和成本,来决定该营业多久。那么何以见得社企管理层就比小贩们更了解行情,可以指点小贩该营业多久?

再者,环境局一再强调要打造充满生机的小贩中心,但为何要把达成这目标的重担,非得让小贩来承担?营造小贩中心活力是集体利益,但假设一些时段顾客少,社企却非得要小贩拉长营业时间,结果成本和压力还是落在小贩身上。

这种做法也是不经济、违反伦理的。市场是由需求产生供应,也即是如果晚上或凌晨有足够需求,小贩觉得生意做得过,就算不逼他们,也会自己开档做生意。很少会有供应来制造需求的。

利用小贩超时工作来营造市场生机

“简言之,市场有活力固然社群得益,但是需有人(如小贩)承担他的成本。假如社企管理层认为营造生机之法,乃是拉长小贩营业时间,那么就应该给小贩相对的报酬超时营业,而不是设定最低营业时间。”

至于为何以上做法违反伦理?是因为这形同把小贩工具化、利用他们来营造市场生机、或者为了达成申遗的手段。小贩的存在不是为了让城市活化。他们当小贩就是为了营生,如果要他们做得更多,让小贩自行选择,和给他们适当的报酬。

他也认为如今环境局和社企管理层对小贩的要求已经偏离初衷,对他们施加太多互相矛盾的政策目标。

反对一味压低小贩食物售价

“设立小贩中心一开始的目的,是为了解决公共卫生问题,可负担食物并不是主要目的。当初,为了鼓励街边小贩迁入小贩中心,还津贴了他们的租金,小贩们才有能力提供价格廉宜的美食。所以,便宜的食物价格,是当年政策的间接产物。”

“曾几何时,提供可负担食物却成了首要目的,小贩为保持低廉食物价格饱受负担,这是没有效率和不公平的(高收入人士也和低收入群体,享用四元的鸡饭?)”更有效的方式,应该是提供贫穷群体餐券或直接的现金援助,而不是一味压低小贩的食物价格。

“三难选择” 中,社企牺牲小贩营利

如今,环境局既要小贩中心的活力、又要吸引更多年轻人加入小贩行业。但刘浩典则为环境局和社企分析,当前小贩事业面对着“三难”选择,三者之中只能择其二:

可负担的小贩美食、会营利的小贩事业以及减少政府对小贩的津贴。假设小贩事业有利可图,能吸引年轻人参与;(但减少政府津贴,小贩成本上涨,食物价格也会跟着上涨。于与此同时,要低收入群体享有廉宜食物,则需要为他们提供扶助)。

他指出,社会企业不是个好主意,它让人误以为它可以以上三者兼得。但实际上,社企率先牺牲掉的却是小贩的营利,才导致小贩们要工作更长时间。

小贩事业的“鲍莫尔成本病”

研究社会经济的刘浩典,在今早再发一文,为环境局“再上一课”。他指出,在经济中,必然有些领域(如进行、电子商务)的成长,高于其他领域的平均增长率。而小贩、裁缝、教师和医生等仰赖人力的服务领域,则属于成长较慢的领域。

这种现象在经济学中称为”鲍莫尔成本病“(以发现此现象的美国经济学家命名),成长停滞的领域,通常仰赖人力来保障产能素质,故此自动化或工业标准化,反而拉低这些领域素质。请想想,用中央厨房或工厂制作炒青葱,产量是提高了,但是质量肯定没有比小贩亲手煮的来得好。

较低的产能增长,也意味着有关领域的通膨率,比起总体通膨率来得高。我们可以预见小贩美食价格上涨,比其他物价通膨来的快。

”但如果我们不允许这些停滞产业,随着物价增长调整价格,他们就只能砍成本。由于仰赖人工,致使该领域的收入也会停滞不前。“

所以小贩行业才难以吸引年轻人加入,小贩营利追不上通膨,收入停滞。

故此,误以为某些科技或创新企业模式,就能医治好小贩行业的“成本病”,显示环境局不够务实慎重。

“没有政府的津贴,要让可负担食物和小贩营利两者两全其美,显然是不切实际的。有者一位社企能带来创新方案,既能保证食物价格低廉,小贩还能营利,则反映出他们的无知与过妄乐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