覃炳鑫博士认为,政治离不开耕耘群众,工作虽繁琐,但是以由下而上的政治改革成效毋庸置疑。图为1959年5月30日,新加坡举办首个选举,民众等待投票。(图源:花瓣http://huaban.com/pins/345935849/)

改革必须“由下而上” 基层工作繁琐,但肯定有效

谈及现今政治组织在推动改革和抵御强人领导影响力的角色,历史学者覃炳鑫博士认为,除了工具变了,现在的政治组织经历多个世纪,差异不大– 召集群众、商讨重要议题,并招揽更多人参与改革。

“基本上,政治组织工作是后勤式的–写信、影响您的同侪、发展壮大运动和说服人民。这当中有很多工作,需要很多耐心,但都是政治的基本功。”

他指出,从聚集小室的一小簇人,再慢慢发展壮大成全国运动,几乎是所有政党的共同点— 中国共产党、人民行动党、民主行动党发(DAP)和巫统皆是如此。

“影响群众、做沟通联络等,虽是繁杂工作,但却无可否认最有效。”

覃炳鑫是在2018酷隆坡嘉年华的“东南亚强人的诉求”研讨环节上,发表本身对政党政治运作的观点。参与研讨者还包括马来亚大学法学系助理教授亚兹敏砂伦、菲律宾视觉艺术家与摄影记者伽罗卡布科和马国人权律师、净选盟前主席安美嘉。

安美嘉则询问,新加坡是否有论及恶法和民主的全国性舆论,覃炳鑫则给出肯定答案,包括他自己本身和好些群众都有参与推动,惟给予政府很努力压制,这类舆论一般不会出现在主流媒体。

他也提醒,即使换掉领导人,如果没有改变体制是无意义的。新领导人浸淫在形塑现有领袖的薪俸和体制下,迟早被陈腐的陋习所同化。故此,改变必须由下而上。

新领导会被迂腐旧制同化

“这是对政治本质进行彻底改革的长期计划,任重道远。人民参与公共议题的讨论,能带来影响力,例如已迫使部长不得不站出来并提出解决贫富不均的方案。我不认为行动党本身很关心贫富不均,他们对民间组织的讨论一般都反应迟缓。”

针对现场听众提问,如果没有强人领导,东南亚国家会否垮台?覃炳鑫则提出,一个拥有开放民主体制、强大的社会和稳健的政治机构,才能产生足以应对挑战的强人领袖,而不是先有强人才有强国。

例如新加坡在1950年代的有限民主下,透过意识斗争产生了李光耀和人民行动党。当时他们是反对党,缺乏经验,但是人民还是把票投给了他们,并由行动党引领走过20年。

另一听众则提问,亚洲、乃至东南亚是否值得拥有民主,覃炳鑫则回应:“只要我们争取,我们就值得拥有民主。”他举例,例如中国国父孙中山、印度圣雄甘地和印尼的见过领袖苏卡诺,都为反帝反殖作出斗争。

最后,覃炳鑫也强调,建立民主,其过程更重于结果,民主进程中我们需确保领袖担起责任、讲诚信、保障人权。建立民主的方法不仅比结果更重要、方法本身就是目的。

 

现今领袖过于依赖“李光耀遗产”

研讨环节结束,《网络公民》记者询问覃炳鑫意见,仍有许多国人缅怀李光耀的强人政治,视之为今日国家经济繁荣的梁柱。在来届大选,李光耀“强人”遗产是否,是否还会继续对选情产生效用?

覃炳鑫认为,现在的人民行动党政府极度依赖“李光耀遗产”,特别是在现任总理治下,并没有任何显著成就可以在大选时向人民交差并胜选。

“在上届选举,行动党的竞选宣言几乎都在大谈过去。竞选宣言应该是放眼未来的,这哪是?”

他补充,另一问题在于,“李光耀遗产”比行动党人所描绘的、普通国人所见还要复杂,但是都被简化了。其中有很多事项都是李光耀不同意的,他在晚年回顾也坦诚做了一些失误,并尝试在80年代做政策U转。

“但基本上,你不能把李光耀从那个时代排除掉。他是冷战下的产物,在以两大巨头– 美国和苏联分庭抗礼的意识形态对立的大环境下,他用卓越手段带领新加坡度过艰难的时期。”

然而,现如今,全球所面对的又是不同的挑战,李光耀的遗产是属于过去的,覃炳鑫强调,更关键的问题在于– 现有领导人是否认清当今局势?他们有和远见和规划对应之?

原文:Danisha Hakeem